基于目前对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研究不足的现实，本文在激励约束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关于在职消费与融资约束的理论模型，认为由于在职消费可以带来私人收益而引致道德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条件。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采用基于后果的随机前沿度量方法对融资约束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在职消费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并且该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财富临界值也较高。

Financial services outsourcing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cost reduction. In order to reach cost reduction goal for AIG, conduct outsourcability analysis and build a outsourcing portfolio, is the first step to reach the goal.

本文首先考察了不同行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品市场竞争增加了公司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使公司投资决策更好地体现了资本 追随盈利机会的经济规律（Q理论）。进一步，本文从实物期权价值角度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与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显著增加了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与清算期权价值。这些发现意味着，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公司经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公司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影响最终体现在公司权益价值与期权价值的关系上。

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减弱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的避税行为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因为通过避税，避免了企业财富的流出。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经理人可能利用复杂的避税手段来掩盖公司真实的信息，使得长期经营现金流为负的项目得以持续，从而导致对企业价值的损害。在中国市场上，存在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不同的企业，对我们分析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关系提供了独有样本和分析机会。本文第一次通过对比的方法研究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本文根据公司治理——经营业绩——市场绩效的理论关系以及投资者的学习效应分析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71项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检验治理溢价的存在性，并从市场预期和投资者学习效应角度分析溢价形成机制。研究显示内部治理溢价显著存在，持有内部治理质量高的公司股票在2002年至2010年间可以获得6.6%的年度平均超额回报率，地区行业治理不存在溢价。原因在于内部治理质量的提高将显著改善下期经营业绩，市场却未能预期到两者之间的作用，相对低估高质量公司的盈余。从而当公司宣告高于预期的盈余时对市场产生正向冲击，存在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而地区行业治理相对稳定，市场更易预期。然而，错误预期不具备持续性，投资者通过学习将不断修正，导致预期逐渐充分。本文为投资者预期的动态调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机构影响市场预期，提高市场有效性提供了建议。

本文就制度环境与中国民营企业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考察。我们发现，制度环境越好，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越强。但是，制度环境的这种正面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具有不同幸福感状态下的民营企业家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幸福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效果相对较弱；在痛苦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效果明显更强。可见，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其政策含义不仅仅是在于锦上添花（即提高幸福组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于雪中送炭（即更加明显地降低和缓解痛苦组民营企业家的痛苦水平）。此外，我们还发现，（1）行业发展前景、规模、盈利状况、经济管理专业背景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2）负债水平、多元化计划和公司历史等因素则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3）前述因素对幸福感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幸福组和痛苦组的表现也有所不同；（4）在幸福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在痛苦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可见，持股水平会明显加大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波动程度。

本文设计了一个鸡尾酒配比实验，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短视契约、终止契约和长期契约对实验者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绩效更好；（2）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水平更高；而且上述结果在考虑实验者风险偏好的情况下依然是稳健的。该实验说明对短期失败的容忍及对长期的成功的奖励有利于激励实验者进行更多的创新。

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检验了公允价值的估值有用性，鲜有文献考察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本文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为例，结合2007-2009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业绩下滑、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诱发了管理层的私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公司高管通过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达到避免业绩下滑的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与业绩下滑程度显著正相关；同时，高管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中获得了薪酬激励，尤其在业绩下滑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的敏感系数显著大于对其他盈余的敏感系数。研究结果从契约有用性视角揭示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有助于强化对上市公司机会主义会计行为的监管，改善薪酬契约这一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如何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是近年来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资本市场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以2000-2010年沪深两市因违规受到处罚的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处罚公告前监管部门的查处及时性、处罚公告前后高管被迫离职、处罚公告时的市场反应三个维度，深入考察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有效性。研究发现：（1）监管部门对政治关联公司的违规查处存在时滞效应，其查处周期显著长于无政治关联公司；（2）在处罚公告前一年和后一年，政治关联公司高管的被迫离职率均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公司；（3）违规处罚公 告时，政治关联公司的负向市场反应大于非政治关联公司，且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样本里。这说明，政治关联会削弱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且“违规查处及时性”和“高管变更”是两种重要的影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