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多因素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了我国开放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公募基金的管理有效性。研究发现：（1）公募基金在承担较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高于股票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2）基于历史收益和持仓数据构建的指标能有效预测基金的未来表现。（3）通过组合这些指标构建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择优基金的未来表现显著优于现有的基金评奖体系。这些结果表明，公募基金作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重要渠道，可以显著提高投资人的收益表现，且基金的管理能力可以被合理的评价体系事前甄别。本文为探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提出的评价体系为帮助监管机构提高公募基金市场资金流配置有效性，阻止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噪音交易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素，对于那些套利成本较高、噪音交易活跃的股票，噪音交易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以我国个体投资者2006年-2011年的交易数据为样本，发现他们更偏好对小规模、高账面市值比、低价格、高收益和高特质波动的股票进行交易，且其对股票的需求变动存在显著的系统相关性。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个体投资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程度与其交易偏好显著相关，此结论为噪音交易影响资产价格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中国IPO上市首日，投资者大量抛售其获配新股，1995年至2008年换手率（抛售数量占可交易总量）平均高达61%。本文研究发现：在IPO上市初期，个体投资者对新股估值呈现出过度乐观情绪，而在资金抽签的新股分配制度下，资金实力占优的机构投资者将成为新股的主要获配者，他们将利用个体的情绪向其抛售获配新股，个体越乐观，股价泡沫越大，机构的抛售数量越多，这是形成超高换手率的重要机制；但是在IPO上市后的两年内，个体的过度乐观情绪逐渐消退，新股初期交易价格中的泡沫逐渐萎缩，这使得IPO新股表现出长期弱势异象，并且机构抛售数量指标对于IPO长期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能力：首日换手率越高，长期收益率相对越低。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更为公平的IPO分配制度有助于提高市场信息效率，缓解IPO上市初期超高涨幅和超高换手率的异常现象。

大量研究表明噪音交易者风险是一种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情绪变化会影响股票的收益。个体投资者被认为是市场中主要的噪音交易者群体，研究个体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个体投资者2005年-2009年交易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个体投资者对小盘股具有显著的交易偏好，他们的交易行为存在显著的系统相关性，且这种系统相关性不能用市场风险进行有效解释。本文从股票净需求的角度构建 指标对个体投资者情绪进行度量，实证发现个体投资者情绪变化对小盘股和大盘股的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是预测股票收益的一个反向指标。

本研究采用模拟股票投资情景的问卷实验方法，以210名中国A股市场上的个体投资者为被试，对个体投资者股票投决策中的后悔情绪及相关因素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个体投资者被试对其股票投资决策的后悔/满意程度不仅源于其所做投资决策的赢亏结果，而且会受到对备选决策选项之赢亏结果的反事实思维的影响，即尽管错过赢利和躲过亏损的实际赢亏结果是完全相同的，但被试对其的后悔程度却是明显不同的。个体投资者被试倾向于把更多的股票投资决策的责任归为自己。相对于“马上卖出”的投资建议，有更多的个体投资者被试更愿意采纳股票经纪人的“继续持有”的投资建议。

源于风险决策理论的框架效应研究近年来对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以及行为法律等应用研究领域的影响日渐增大。而股票投资决策又是最典型的风险决策情境，因此有必要对股票投资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模拟股票投资情景的实验方法，探索了我国个体投资者股票投资决策中的框架效应问题。实验1使用类似“亚洲疾病问题”的模拟股票投资情景，采用2（积极和消极风险选择框架）×2（较大和较小股票损失额度）的被试间设计，348位个体投资者完成了实验问卷，结果发现：（1）个体投资者在股票投资决策中存在框架效应；（2）股票损失额度对个体投资者在股票投资决策中所表现出的框架效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实验2使用目标框架类型的模拟股票投资情景，采用单因素（百分比信息呈现框架和增加额信息呈现框架）的被试间设计，341位个体投资者完成了实验问卷，结果发现，股票信息的呈现框架对个体投资者的股票投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投资者认知模式和决策选择的理论分析，本文探讨了有限理性投资者的行为机理，构建了相应的结构化方程模型，并用来自国内中小投资者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有限理性投资者对信息进行认知时会产生信息识别、编辑和评价三种认知偏差，基于这些有偏认知的投资决策也将是有偏的，并最终导致个体投资者的收益水平与市场之间存在差异。本文证明了认知偏差、决策偏差和绩效差异之间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

本文以2000至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为研究切入点，考察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及其对股票收益的时间可预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相对理性，而个体投资者更为强烈的反应过度将整个市场推向过度反应的非理性状态；在中长期内，个人投资者逐渐走向理性，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对新信息存在一个反馈调整的渐近过程，在其主导下，市场整体表现出反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