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本文研究债务协商风险及其与再融资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信用债定价的影响。通过在策略性债务支付模型中引入再融资风险，本文建立结构化模型推导得出：债务协商风险会提升信用利差；再融资风险对上述关系具有放大作用。实证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债务协商风险（破产清算成本和股东相对于债权人的谈判能力）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再融资风险能够显著放大债务协商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发现对完善信用债定价理论、健全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处置违约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 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 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 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 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 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 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 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 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 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 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本文首次考察了机构持股、流动性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信息效率的影响。基于三种 不同的信息效率测度，我们发现，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以及流动性水平的提高均会促进信 息效率。进一步，通过引入机构持股与流动性的交互作用，我们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有 趣的现象：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信息 效率。这可能是因为伴随着高的交易量，机构投资者利用私有信息增持股份的信息被更多 的投资者获取并加以模仿，导致股价有偏（如羊群行为）且所承载的私有信息减少，从而 减弱了信息效率。

选取1985-2008年为样本区间，运用主成分方法构造了度量金融发展的系列指数，并考察产出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我国金融发展过于倚重规模扩张而忽略了效率提高；与金融结构及规模的作用机制相反，金融发展（效率）拉动投资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其注重于消费和出口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而在投资效率低下和出口受阻的局面下，应该在提升金融发展效率的同时加大金融对消费的支持力度。

“处置效应”在全世界各国的投资者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但中国证券投资者中表现特别明显。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处置效应行为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关，特别是与中国人的好面子文化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关。中国证券投资者三个主要投资行为，即过于自信形成的短线操作行为，过于自卑形成了从众行为和过于看重社会关系中的面子而放弃自我的处置效应行为，三者在一定条件下是互为表里相互加重的关系，三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交互作用，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短线操作特别频繁。

Grinblatt 和Keloharju（2001）利用芬兰股票市场1995-1996年的交易数据，对什么促使投资者交易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某一营业部近万个帐户在1998-2000年的交易数据，对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投资者的卖出与持有选择、卖出与买入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投资者所处的亏损或盈利状态对选择卖出还是持有具有重要的影响。历史价格或成交量等因素的变化导致盈利状态或亏损状态的投资者的卖出或持有倾向发生不同方向的变化。在剔除投资者所处的亏损或盈利状态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后，处于中等亏损程度的小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处置效应，而大中型投资者的严重亏损使其卖出倾向增加。（2）与Grinblatt 和Keloharju（2001）一样，近期个股价格的变化、个股价格的历史波动、大盘历史走势与波动均对卖出与持有选择、卖出与买入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影响方式与Grinblatt 和Keloharju（2001）有所差异。（3）在本文新增变量中，个股历史换手率变化、重大政策和事件、历史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趋势及形态、市场普遍大涨（大跌）等均对卖出与持有选择、卖出与买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大投资者和小投资者的影响方式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新经济”引起了资源配置机制的深刻变革，“新金融”就是这场变革的结果，是现代金融体制的创新。“新金融”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合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行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合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的实质就是高新技术与“新金融”的有机结合、交互作用和协调发展。

在现有技术创新文献中，大多单独研究创新采纳方或提供方的投资策略，很少涉及两方面投资策略交互作用模式，这与现实情形存在差距。本文假设创新价格受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影响，服从几何布朗运动，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将技术创新提供方和采纳方的投资策略放在一个交互模式下进行研究，得到了提供方投资下一代创新技术的投资门槛所需满足的条件。数字释例显示，由于提供方企业决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均衡时下一代创新的推出时间要快于提供方整体最优的推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