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可能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以 2009—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的绿色创新效应。从机制分析发现，ESG 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从拓展性研究发现，ESG 表现的三个子维度都有助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且公司治理表现的提升效应最强；ESG 表现不仅提高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还可提升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合作绿色创新绩效。

考虑到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状况的差异（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至2011年的样本，基于两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大股东未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倒U型的先增后降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股东-经理人代理理论（监督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管理层可能表现为监督不足或者监督过度；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U型的先降后增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大-小股东代理理论（侵占支持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企业可能表现为利益侵占或利益支持。

本文在绻统总结了企业R&D投资与内部资金关绻的相关理论与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R&D投资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R&D投资会因为其特殊性质而造成企业与外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得不到债权人资金的支持而依 赖于企业内部资金；2、股权结构会影响我国企业投资与内部资金之间的关绻，股权的集中有助于企业充分配置内部资金进行 R&D投资，并能减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代理问题；3、我国企业的投资与内部资金不存在U型关绻。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国企业 R&D的投融资实践，并为国家金融体制发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高管发动并购事件的动因及并购毁损股东价值的解释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本文基于主并公司管理者的两个不同视角——理性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视角及非理性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对公司并购动因展开深入探讨，试图重新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动因的影响，并甄别两个理论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上的相对解释作用。并且，本文不仅关注了公司管理者的并购决策，还进一步研究了连续并购这一我国公司并购的普遍现象。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以2000－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离散型因变量的面板数据Logit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并不能解释主并公司管理者并购与否的决策，也不能解释连续并购为何频繁发生的现象；当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中的相对解释力进行研究时，本文发现支持代理理论的证据充分，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测度对管理者的并购决策或公司并购频率和次序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解释作用，从而确立了代理理论在管理者视角并购理论中的主导地位。除此以外，本文还发现在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自利动机一定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经验对公司并购动因的作用是积极的，即能够降低管理者发起公司并购的可能性。

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中，关于一国资本流入是否过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运用代理理论建立一个模型，分析得出：在资本账户开放自由化过程中，一国没有信贷配给时，不存在资本流入过度或不足的问题，关键看政府是否采取了恰当的政策措施进行配合。同时，分析表明，存在信贷配给的时，资本控制或许能带来收益，但会被国内净现值的直接损失冲销。

IPO发行折价是企业上市的一项重要融资成本。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IPO发行折价比非国有企业平均高出29.95%。已有文献大多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则从政策信号理论出发探讨其原因。政策信号理论认为，国有企业较高的IPO折价是政府在私有化进程中主动向市场投资者传递的政策信号，表明维护长期股权价值的政策主张。我们发现，国有企业中政府私有化意愿较弱的公司IPO折价较高；国有企业IPO发行折价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股权控制链的长度显著负相关，这些关系皆不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此外，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私有化意愿较弱的公司，发行后长期股权回报显著高于其它企业。这些证据都与政策信号理论一致，而不能完全被代理理论解释。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大股东普遍放弃增配权、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对股权结构对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2003-2006年发生恶性增资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较强的政府干预都将增加企业恶性增资的概率；放弃增配权使企业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恶化；在大股东放弃增配权情况下，政府干预不会使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政府干预均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减弱的趋势放缓；也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放缓。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推进了代理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加深了政府干预、大股东融资态度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解；为恶性增资形成原因和抑制恶性增资发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与以往纯粹基于代理理论，从内生性视角研究 CEO 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代理理论、乘员理论以及制度理论，从 CEO 薪酬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我国公司治理绩效状况。我们采用 2004-2006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面板数据，通过对不同对照组进行混合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警醒的董事会监控下，我国上市公司 CEO 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有显著正相关性，并产生了激励后效，即激励后的 CEO 会进一步显著改善公司业绩，但是激励后效与董事会特征没有显著关系，而主要与 CEO 自身特征相关。文章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对全样本分析后依然支持该结论；同时，CEO 薪酬变动影响分析认为目前我国 CEO 薪酬激励正处于上升通道，这对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及 CEO 薪酬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区分公司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民营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公司相比有什么异同？两类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有什么异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后我们发现： 第一，对两类样本公司比较分析发现：从绩效变量看，民营公司有更强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其核心竞争力优于国有公司，两者ROE并无显著差别；从股权结构看，国有公司有更高的股权集中度和更低的流通股比例；从治理结构看，民营公司董事会规模却显著小于国家控股公司，表明民营公司有着更高的治理效率和经营能力。两类公司同样面临业绩逐年下滑的问题。第二，随着证监会的监管措施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正逐步健全，如独立董事制的引进，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强化建设，形式上与现代股份公司相接轨。尽管如此，回归分析表明，治理结构的各个代理变量对两类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只有经理人年薪对两类公司绩效起到了显著的正面作用；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两职设置情况与公司绩效无明显关系；董事长、总经理持股比例与民营公司绩效不显著相关，与国有公司绩效呈负相关；独立董事引进不但没有如预料那样提高公司绩效，反而在两类公司中都有显著的负面作用。第三，股权结构对两类公司的影响是不一致的。民营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不显著的U形关系，前五大公司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正面的影响，可能意味着机构股东在民营公司中能起到促进绩效的作用；国有公司业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形关系，而前五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不再显著。区分了所有权后，国家股，法人股比例对公司的绩效无明显影响。第四，负债对公司绩效是不利的，这与国外高财务杠杆能带来更好的绩效不一致，我们认为这与我国公司的负债约束仍然不硬有关。公司规模与CROA相关性不强，说明规模与核心竞争力之间无必然联系。 据此，我们提出了实现股票全流通，加强法律监管及培育经理人市场，加强银行对公司治理作用等建议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最终提高公司绩效与竞争力。

现代公司制企业最典型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是公司的经营者，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与公司的所有者??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冲突，代理理论提出，制定补偿政策会激励管理人员去选择和实施可以增加股东财富的活动。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就是此种补偿措施之一。本文分析经理人股票期权所提供的激励的程度和有效性。我们首先给出了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的含义和特征，指出经理人股票期权实际上是基于公司股票的看涨期权，然后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模型的基本结论是：经理人股票期权确实对公司总裁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作用是有限度的；这种有限度的激励作用的发挥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市场环境、企业的风险特征等；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的激励作用是有条件的，如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要有效率，亦即股票价格要能正确地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定价功能才能正确且充分地发挥作用。最后利用美国的资料，为模型的基本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