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O2ETS)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获取 2007年至 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采用滞后型双重差分法，我们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经过一系列稳健型检验，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我们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金融化：信息不对称和企业投资机会。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金融的抑制效果更大。本文得到结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减少 CO2 排放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双赢局面。

本文采用2000年到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流动性 共性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个股的流动性共性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 水平，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负相关关系依然不变。此外，基于信息不对称的 视角，从信息透明度、两权分离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三个方面对该负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检 验，经研究发现，信息越不透明、两权分离越大的企业，其流动性共性与企业投资水平的负 相关关系是增强的;而机构投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该负相关关系是减弱的。最后，还发现 流动性共性与企业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11年相关数据，验证了两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其显著抑制了小规模、弱担保能力公司的过度投资；但并未发现国有化程度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认识。

从微观层面联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理论与现实中都迫切关注的热点。本文借助投资者情绪这一崭新视角，探究资本市场中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是否及如何影响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并进一步分析了投资者情绪的介入是提升还是降低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伴随着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普遍增加；在总量增加的同时，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并且融资困难的民营小规模上市公司更为敏锐的捕捉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好时机，这类公司获得更多银行借款，其融资约束问题得以缓解，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然而，从获得贷款后企业投资效率的后验角度，投资者情绪高涨期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却有所降低，投资不足组的投资效率未能改善，同时过度投资组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更加严重。本研究表明，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稳定。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不同性质下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得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时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正相关性更强；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较大；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系数越高，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越大。基于上述经验证据，我们得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助长效应”和“缓解效应”，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剧了“助长效应”而减弱了“缓解效应”。

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影响 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研究发现，高质量政府可更有效利用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 配置，帮助企业获取更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并帮助企业获取外源融资。本文分别用投资对 TobinQ和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度量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投资和Q值敏 感度正相关，与投资和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相对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 功能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中央国有企，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功能在地方国企中 更显著。事后业绩增长的考察表明，在较高的投资与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 的地区，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增长。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论文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机会，分析了女性董事的风险规避倾向是 否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论文通过对 2007-2009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在金融 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投资水平下降的更快，而且这种效应主要集中在过度投资 的公司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倾向于通过减少长 期借款来规避债务风险。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女性的风险规避 意识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降低债务风险，帮助公司规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文丰富了我们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认识，以及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