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利益侵占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顽疾”,近年来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但仍然收效甚微。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的行权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且这一作用是通过提高中小股东在利益侵占相关议案中的投票率、提高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关注度和增加其面临的诉讼风险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治理效应在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且当投服中心采取公开发声和参加股东大会这两种方式行权时,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果更显著。文章拓展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为投服中心保护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投服中心未来开展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阐明了一个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机制，并以地方市委书 记变更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 市委书记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在 两权分离度较高、终极产权为非国企、盈利稳定性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来看，大 股东掏空是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下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在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 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股东基于私利的利益侵占行为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此外，大 股东掏空具有明显的择时效应，仅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当年、下一年其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占 行为。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大股东利益侵占的重要 外部原因。

我们对正式与非正式负债所产生的公司治理作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对中国民 营企业内的负债进行结构性区分，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负债可以提升企业的投资 效率，而金融信用负债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结果说明，商业信用负债融资可以通过 给企业提供监督而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但金融信用负债融资却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其债权人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对象。通过强化家族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所有者管理可以促进商业信用负债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但也可能会加剧大股东 对金融信用债权人的利益侵害。总体上看，债权人身份差异对应着差异化的公司治理作用。

考虑到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状况的差异（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至2011年的样本，基于两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大股东未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倒U型的先增后降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股东-经理人代理理论（监督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管理层可能表现为监督不足或者监督过度；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U型的先降后增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大-小股东代理理论（侵占支持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企业可能表现为利益侵占或利益支持。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长期后续效应是造成中国股票市场熊市的原因之一。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策租金与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政策租金经高价IPO行为与股权分置政策而得以累积，又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合理的对价支付水平而得以释放。文章建立一个合理对价率模型，测算得到的合理对价率与实际对价率的偏离度达2倍以上，证实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侵占的政策租金规模。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特有的“59 岁现象”，本文以非生产性支出为视角，研究了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的侵占行为。研究发现，就全样本而言，本文未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存在显著的侵占行为；分样本研究表明：（1）超额薪酬高低并非影响侵占动机的重要因素；（2）当经理人来自上市公司内部，或者薪酬契约缺乏弹性、股权激励强度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更强；（3）以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契约的不同维度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二维分组，结果表明，当市场约束或激励机制存在双重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最强。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经理人激励的相关文献；同时，对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制度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Merton（1974）模型的理论分析，结合1999－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重组公告的实证分析，证实：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由于债权人和股权人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公司会在财务困境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1）财务困境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倾向于投资风险更高的项目来侵占债权人的利益；（2）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程度受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3）影响财务困境公司投资行为的资本结构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财务困境公司重组公告的市场反应。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财务困境公司，事前投资行为、资本结构、事后重组事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从控制权、金融危机角度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基于模型参数估计和残差构造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将样本进一步分为正敏感型、不敏感型和负敏感型三类并进行了组间比较。实证结果显示：正敏感型企业并不是绝大多数，负敏感型企业规模最小、控制权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侵占较低、危机前投资率最低、危机后市场表现最好；金融危机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因素作用于企业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巨大。与以往考虑所有权的模型相比，基于控制权的模型在常态下具有更高的有效性，根据其划分的三类企业各项指标的组间比较结果更显著。

在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面临着重新选择持股比例和利益侵占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大股东在不同持股比例下如何调整利益侵占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建立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的利益函数，得出以下推论：（1）控制权转移后，对于经营绩效低下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U型的关系；（2）控制权转移以后，对于经营绩效改善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N型的关系。最后，本文选取2001—2007年通过股权协议转让的方式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检验样本，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推论。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两个时期为背景，利用2003-2008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全面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终极所有权结构和现金股利政策各自的变化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实证结果证实：股权分置改革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有属性的最终控制人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侵占的动机，但并没有改变最终控制人利用现金股利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