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06至2015年期间A股IPO申购资金冻结政策，研究周期性流动性紧缩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影响。我们发现，IPO申购资金冻结显著推高主要货币市场利率：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交易所隔夜回购利率和隔夜Shibor平均分别上升12.4、38.3和11.6个基点，且利率上升幅度与IPO资金冻结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IPO资金冻结同时造成货币市场交易量和交易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此外，IPO资金冻结还推高部分债券市场利率，引发企业、金融机构甚至政府为应对流动性紧张而改变债券发行计划，各类信用债乃至国债在IPO资金冻结期间的日均发行量普遍下降20%至30%。最后，我们发现虽然央行会在IPO资金冻结期间通过逆回购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然而并不足以抵消IPO资金冻结造成的冲击。本文揭示了流动性冲击的跨市场溢出效应，强调了金融政策跨市场协调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本文研究债务协商风险及其与再融资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信用债定价的影响。通过在策略性债务支付模型中引入再融资风险，本文建立结构化模型推导得出：债务协商风险会提升信用利差；再融资风险对上述关系具有放大作用。实证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债务协商风险（破产清算成本和股东相对于债权人的谈判能力）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再融资风险能够显著放大债务协商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发现对完善信用债定价理论、健全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处置违约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监管套利的角度对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影响后我们发现，流动性越差的商业银行越有可能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此外，门限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数量存在某一“门槛效应”，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不受其流动性状况的影响，但当资本充足路高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与其流动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差的中国商业银行更愿意承担更高的绿债发行成本进行融资。市场现状显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政策环境为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本文的结论为监管部门改进绿色债券的发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债券信用评级旨在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债券违约风险信息，但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虚高问题备受媒体和学界质疑。然而，评级较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评级质量较差。本文将债券信用评级拆分为公开信息和私有信息两个部分，重点考察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整债券评级是否会影响债券信用利差，以探究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是否真的具备专业能力。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调低）评级能显著降低（抬高）债券信用利差，且以发行人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发行人和评级机构之间的旅行距离作为信用评级机构获取私有信息的工具变量时，该结论也依然成立。而且，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评级的行为并未导致未来年度评级调低。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存在刚性兑付预期的债券，如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下降，而当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预期被打破后，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提升。此外，中债资信这一“投资人付费”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不具有更强的私有信息挖掘能力，但其进入评级市场后，“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掌握的私有信息作用会显著上升。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债券信用评级调整会引起债券价格显著变化，进一步证实我国债券信用评级中的确包含了有效的私有信息。

基于2010年-2018年债券发行数据，政府隐性担保使得债券信用利差较低，债券主体具有更低的融资成本，政府干预越强，隐性担保越强。通过两个外生冲击考察两个方向的结构性变化：“紧”监管，旨在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国务院43号文并未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好”愿景，如果只是用愿景发布时间会得到错误结论，误认为没有改变政府干预强省份的隐性担保、反而收缩了投资，本文引入中欧班列市级特征和地理距离信息，发现一带一路确实增加了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的LGFV投资，其他距离中欧班列始发城市300公里内的LGFV也显著扩大投资。最后还考察了其他新变化的再检验，结果显示风险对冲能力不能有效拉动投资，只有债券市场国际化有助于扩大债券主体投资，而且这个结论不随是否城投债改变。本文提供的中欧班列市级特征证据有助于揭示一带一路对拉动地方投资的有力作用。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地，路径分析法的结果还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本文还发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研究表明，通过缓解债券发行人与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可以被资本化为财富。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本文以 2009 2019 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与企业债为样本考察债券承销商与债券发行公司的空间临近性对债券 资成本、违约概率以及债券期限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 当承销商与公司在同一省份或者承销商与公司距离更近时，债券融资成本越低；并且，承销商的声誉以及公司信息透明度会削弱承销商空间临近性对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承销商与高和中等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增加了所发行债券的期限，与低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效果则相反；最后，我们发现承销商与公司的空间临近降低了债券违约概率。本文的发现在考虑内生性、地方政府关联程度以及排除一线城市的影响下依旧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