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股权分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变过去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从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是否有显著的变化，从而证实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Kim and Verrecchia (2001) 度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中证500指数成分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改后信息披露质量较之股改前整体上有明显的改善，且上市公司之间信息披露质量差异性大大降低，证明了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相关。本文结果证明了股权分置改革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从而证明了公司治理结构显著影响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研究风险投资背景对公司在股票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背景风 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外资和混合型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 IPO 抑价率较低，股票市场异 常回报率较高，民营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与政府背景支持的无显著差异；如果仅划分为有、 无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参与两类，那么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参与支持的公司相对于那些非外资背 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 IPO 抑价率更低，股票回报率更高。对影响机理进一步剖析发现： 相对于那些非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倾向更加谨慎的投资策略，投资之后 对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会更加合理，进而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这些最终导致公司股票 IPO抑价率较低和回报率较高。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近几年，国家对商业银行单一股权结构进行改革，以期在股权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银行治理绩效提升。股权结构体现着股东之间的相对地位，是解决董事会与股东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也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结构，进而决定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运作，并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对整个公司治理的效率发生作用。本文以截止到2009年末上市的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比分析银行不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在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下，与高度集中型及高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相比，股权相对集中的几个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本文将异常应计波动作为信息风险的代替变量，在考虑了控股股东性质和治理环境以及新会计准则实施等因素下，研究发现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信息风险有所降低，但这种效果仅存在于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在治理环境差的地区股权分置改革信息风险效果的边际效应更高；而将信息风险分为固有和可操纵信息风险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仅对可操纵信息风险有影响，即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能对可操纵信息风险起到及时降低的效果。

本文的学术贡献是建立了企业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比较了民主与集权两种治理 结构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并指出有关治理结构的选择问题依赖于公司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 阶段。在创业阶段集权的治理结构更有效率，但要求兼作经理人的创业者有充足的自有资金。 若资金不足，经理人将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作为经理人控制权寻租行为和小股东控制权损 失的补偿；要求其商业能力要显著高于经理人市场的平均水平，即经理人“创业点子”的预期 回报率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故经理人能力同自有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本文最后 应用指数化期权定价方法给出了小股东控制权损失的定价公式，结果表明，经理人市场平均 商业能力提高越快，控制权损失越大。

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考察导致股改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变化的因素，实证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股改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改显著地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股改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股改预期实现的公司治理完善功能是通过使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形成共同的公司治理利益基础，提升大股东治理的正向作用，以及使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加积极的监督制衡作用，并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接管威胁实施创造条件得以实现的。股改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更加有效，尽管无论对于国有还是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改都显著地改善了其绩效。这一结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国有控股公司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即使在股改完成后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显著改变有关。因而，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仍然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

家族企业治理是世界范围内讨论的问题，对中国这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 度而言，研究家族企业有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就中外学术界对于家族企业治 理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对2003 年至2006 年我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公司 治理结构和融资方式进行了统计学和个案实证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家族企业上市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两职状态与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呈负相关；家族上市公司的股权 集中程度与负债融资负相关；家族企业在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股权融资，而 在股权比较分散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负债融资。

本文以2005-2006年沪深两市发生重组并购事件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以其并购正式公告发布前的相关澄清公告的发布特征为切入，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其澄清公告的发布及其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对最大股东的制衡、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规模等企业治理特征，对公司大股东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当企业内幕信息泄露之后，面对公众质询，第一大股东是选择如实披露还是撒谎，这些治理结构特征却难以发挥作用，而基本决定于第一大股东对其行为后果的利益考量，其持股比例越高，则越倾向于如实披露公司信息。结果进一步提示：对公司大股东行为的研究，不应仅仅着眼于它的持股比例，更重要的还应着眼于对其相关约束机制的考察。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