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代理与过度自信行为都是分开研究。本文在“现金流-成长 机会”框架下，通过直接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理性与非理 性两类范式进行了区分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代理及过度自信引致过度投资的效果。 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部分是由管理者滥用企业资源的行为所致，部分是由管理者过度自信 行为所致。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抑制两类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且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抑制管理者代理行 为导致的过度投资的间接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为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两类行为解释范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这 为今后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

本文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了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 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较轻。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8-2010 年的样本数据， 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拥有越多自由现 金流量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高；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公司， 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发现拓展了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 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如何影响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乃至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11年相关数据，验证了两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其显著抑制了小规模、弱担保能力公司的过度投资；但并未发现国有化程度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认识。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 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1-2007 年的相关数据， 验证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 业所受到的冲击。 笔者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 紧缩货币政策 显著抑制了小规模、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过度投资；却未发现国有化比率低的公司过度投资 受到抑制的证据，对民营企业的融资 “歧视”并不存在。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 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数据，量化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粘性程度，即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上升的上升幅度大于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下降的下降幅度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越大，高管的冒险精神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高管薪酬机制的内在特点是影响高管行为的直接原因。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粘性程度与过度投资的显著正相关系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中并不明显，而在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和民营企业中较为明显，说明了2004年以来国资委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规定以及有关投资规模的规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本文首次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进行量化，并检验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从高管薪酬机制本身的特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原因，以期为高管薪酬机制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减弱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货币政策的变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从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相关数据，实证验证了紧缩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笔者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紧缩货币政策显著抑制了小规模、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过度投资；却未发现国有化比率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追求政治升迁的动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配对公司，在高管获得政治升迁之前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行 为，而在其获得政治升迁之后企业的投资不足现象更为严重。此外，非国有企业在高管政治 升迁前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企业更严重。我们还发现，与高管无政治升迁的公司相比，高 管获得政治升迁公司在升迁之前的过度投资额越高，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损害程度越高。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追求政治升迁的动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配对公司，在高管获得政治升迁之前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在其获得政治升迁之后企业的投资不足现象更为严重。此外，非国有企业在高管政治升迁前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企业更严重。我们还发现，与高管无政治升迁的公司相比，高管获得政治升迁公司在升迁之前的过度投资额越高，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损害程度越高。

已有对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大都从静态层面进行，本研究通过 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 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 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由成长、 成熟到衰退的发展而不断减弱，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也发生变化，其中不 同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对管理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考察，有助于提升对 管理者行为的深入认识，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调整与变革，进而提高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