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对 2007 年-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全 部公告和全部网络财经新闻报道大数据信息的进行收集整理，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以及参与金融科技的意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在短期可以促进企业股价的上涨，在长期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并且上市公司采用的供应链金融业务越多，公告中提到供应链金融业务越频繁，这种提升效果越显著。已采用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在新闻报道中提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相关词汇越多，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提升的效果越强。上市公司在发展了供应链金融业务之后会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高投资支出与投资收益，提高资金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为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价值提供了基于公开市场数据大样本的实证证据，也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具有现实启示。

风险投资在最终退出阶段取得的收益以及对被投企业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点。通过对2007年-2017年A股新上市公司公开市场交易中大股东的减持收益进行测算，并对风险投资最终退出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风险投资减持可以获得比其他大股东减持更大的上市日至减持日的购买并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和减持期累计异常收益率（CAR），风险投资的实力越强，风险投资减持的收益越大；在高铁直通和风投投资人出任董事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可以获取更大的减持收益，形成了“监管逆转”现象；通过信息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等途径，风险投资获取了更大的减持收益，实现了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的“价值剥削”，造成了风投退出后被投公司的业绩下滑。本文对于风险投资最终减持阶段的行为刻画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风险投资最终退出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解读中国发展现实丰富国外经典金融理论具有重要启示。

在中国，公开市场股票回购良好的信号传递效果与其较低的采用率之间形成一对矛盾。 本文研究发现，A 股股票回购的宣布中存在择时效应:在市场下跌后，管理者倾向于在市场 即将回暖前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这不仅传递个股被低估的信号，也传递出对未来总体市场的 信心，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进一步的，本文从股权质押、高管持股与非国有企业性质视角 刻画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程度，发现择时能力来源于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并且， 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显著加强宣布股票回购的意愿。因此，由于市场的难以预测 与管理者的关注差异，导致企业的回购意愿较低。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在同样面临低估时，只 有少部分公司宣布股票回购，将信号理论与择时理论相连接，更好地解释中国公司的股票回 购行为。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指出流动性效应是利率操作的基础，而随着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靠性的提高，预期效应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对各国中央银行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国际经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有关货币市场利率和中央银行利率引导的理论模型。对中国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公开市场操作能够有效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已具备开展利率调控的充分条件。在对我国的公开市场操作和中央银行利率安排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就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和未来利率引导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利率双轨制之下：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关键。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的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与价格工具并存的特点，也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于发达国家。本文通过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利率双轨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目标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传导至市场利率，并和信贷总规模一起实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该理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需要由数量管制来纠正。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利率对基准存款利率调整最敏感，其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在利率双轨制下效果则不太显著。

本文以2005年以后我国证券市场的公开市场流通股股份回购为研究对象，着重于动机研究。我们发现存在两种类别公司。一类公司的宣告动因即真实动因，回购公告中的信息含量符合价值低估假说、财务灵活性假说和自由现金流假说等。另一类公司的回购宣告动因不全面，存在隐藏动因，甚至宣告动因本身并不真实。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因的差异化，我们进而提出了政策建议。

进入1990 年代以来，以短期利率为目标进行间接货币政策调控已经成为世 界各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普遍模式。本文首先以美国为例，说明公开市场操作与中 央银行利率操作的主要模式，并对我国十余年来，特别是2003 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情况 进行概述，指出央票利率已初步具备了央行基准利率的特征。实证分析表明，央票利率与主 要货币市场利率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并且是货币市场利率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央票利率与产 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说明我国可以通过引导利率进行间接货币政策调 控。最后，分析了我国当前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货币政策调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 政策建议。

近几年，央行票据已经成为中央银行进行冲销操作，回收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手段。 本文运用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央行票据冲销操作的政策传导路径进行实证 检验。结果表明:央行票据的货币冲销效果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它不仅通过影响基础货币直 接影响货币供给量，而且通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间接影响货币供给量;长期内央行票据冲销操 作对基础货币和狭义货币供给量能够产生一定影响，但对货币市场利率和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趋于中性。

银行间质押式债券回购是目前我国货币市场交易最为活跃、成交金额最大的品种，其利率已经成为货币市场的代表性利率，同时也是我国短期金融产品定价的利率基准之一。本文试图寻找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利率的重要因素，并通过建立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研究各种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变量对该利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