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在Taylor展开式基础上构建的嵌套logistic模型，研究最终控制人所有 权、控制权、两权分离以及最终控制人类型等信息对企业财务失败预警的影响。基于采用配对方法选择的研究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嵌套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更好的预警功效以及更强的稳健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传统上对财务比率与企业财务失败预警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理解并不成立，两者间关系取决于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以及最终控制人的类型，而导致稳定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最终控制人为实现利益输送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所有权改革，增强财务信息透明度和质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5年11月1日至2008年9月26日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日数据，在不同市场态势以及每个市场态势的不同市值组合下，构建面板数据的GMM模型，实证分析流动性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在横盘时期、牛市时期还是在熊市时期，以换手率作为度量的流动性与股票价格波动都显著正相关， 只在熊市时期以流通市值衡量的公司规模与股票价格波动显著负相关，即存在“小盘股效应”。这些实证结论对于分析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和推出股指期货均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在鼓励性政策出台后，股票回购这种在成熟资本市场里常见的投资与管理方式，在中国却遭到了冷遇。相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增持却普遍的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为了理解这现象发生的原因，本文对比回购与增持的不同特点，重点考察大股东及高管从公开市场竞价增持股票的信息对市场的影响。通过采用事件分析法，分析增持公告事件前后股票平均超常收益和累积平均超常收益情况，发现公告当日正的且显著的平均超常收益说明了股市确实对增持信息的公布有着正向的反应，证明了增持事件确实具有和回购事件一样的信号释放的功能，并通过按照不同时间、不同市场、不同板块以及增持者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组比较，考察增持的信号释放效果和市场的有效性。

本文在Jeanne和Ranciere（2006）所建立最优储备规模确定模型的框架上进行延展，将一国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并将中央银行的预算约束纳入模型考虑范围。在拓展的模型中，还考虑了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出现的存款外撤、本币贬值等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外汇储备可以在发生危机时平滑消费和投资水平，但是持有储备也需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根据最优化模型的解，可以对中国的最优规模进行校准标准数值模拟，假定的基准标准最优储备水平表明在2002年到2005年间，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略高于最优水平。此外，还根据数值模拟对各因素变动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如何在解决当前危机所需要的短期手段以及改变中国经济依赖外需的畸形结构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为了从数量上把握短期扩张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实物部门和金融部门影响，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中国金融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定量分析了在中国结构调整过程中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提出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成都市房地产交易的微观数据（2004-2006），实证检验了中央宏观金融调控（首付款比例和利率）对地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由于实质的约束力较弱，首付款比例政策没有起到有效调控的作用；相反，地方购房者的贷款决策对中央利率调控有明显反应。我们的检验结果显示：当长期贷款利率升幅较短期贷款利率升幅高0.1百分点时，贷款者选择短期贷款的概率增加8.4个百分点。而且利用商业住房贷款利率和公积金贷款利率变动差异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我们有效控制了可能由宏观政策内生性产生的计量问题，从微观角度为长、短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更可靠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赢富数据为基础研究数据，采用演绎的LSV模型和BW模型，从基金公司的羊群行为和反馈行为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基金公司的股票投资策略。在对原始计算结果数据进行了HP过滤技术处理后，得到了如下的结论：1）从长期来看，基金公司的羊群度对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在局部时间段内，基金公司的羊群度和市场的走势存在明显的相关性；2）对基金公司羊群度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基金公司的羊群度对指数的影响具有比较大的时间滞后性，时间越久，对大盘的影响越大；3）基金公司的个股羊群度非常显著，大部分资金和交易行为都集中在相对较小的股票范围内，基金公司投资同质化非常明显。4）从整体来看，基金公司每日的反馈度都在0附近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基金公司追涨、杀跌、低买、高卖的频率并无差别，采取正反馈交易策略的基金公司还是少数。相当数量的基金公司做到了正常的负反馈交易。

本文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研究基础，运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与公开市场业务利率的互动关系。实证分析表明：（1）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影响、冲击效应及解释力远远大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对公开市场业务利率的影响、冲击效应及解释力；（2）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不是引起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只存在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单向引导的Granger因果关系。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结合股改实际，分别构建在市场化和政府干预下“均衡对价”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干预对流通股股东利益流失的影响，并收集1004家股改公司的数据对政府干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考察市场、政府干预与股票流动性溢价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与市场化情况相比，政府干预压缩了博弈双方的对价策略空间，进而降低了“均衡对价”水平，造成流通股东利益的流失；以宝钢股份为例对流通股东利益流失程度的数据模拟表明，与市场化情况相比，政府干预给流通股东每股所能获得的对价带来的损失达到1/4；市政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会影响股改对价的高低，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增强，国有控股公司所支付的对价降低，从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