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作为我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对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云南省 2015 年以来的地震巨灾保险试点实践，系统梳理了试点探索、初期实践与模式升级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制度碎片化、财政依赖与基差风险三大核心问题。研究发现，试点制度存在时空覆盖失衡与短期化运作的可持续性困境，财政主导模式抑制了市场需求，指数保险的基差风险问题导致保障有效性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构建“多支柱、多层次、可持续”的地震巨灾风险共治体系，通过差异化产品设计、需求侧改革与数据驱动技术赋能，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研究结论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巨灾保险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对完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

文章在“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经济韧性”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保持强劲韧性的制度根源。当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政府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将有限资源进行再配置,支持和扶持受冲击地区或者城市,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从而保持经济韧性。文章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运用 CRITIC-熵权 TOPSIS 模型测算出 1997—2020 年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实证分析发现：（1）地震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冲击为 5.830 个百分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6.452 个百分点；（2）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12.423 个百分点,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5.500 个百分点；（3）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381 个百分点,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3.746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218 个百分点；（4）南方地区三个部门的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部门的对冲效应,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低。上述发现是稳健的,从而揭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韧性的关键作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数据，结合2022年11月的理财产品大规模破净现象，研究了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对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也显著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如固定收益类、中低风险和开放式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传染或风险溢出效应并非破净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理财子公司作为银行网络的外围节点，能够有效分散银行风险，而理财产品的全面净值化能够快速识别、度量和释放底层资产风险，从而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加强理财产品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

2013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监管引入了公众公司制度。尤其最近依据《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对《管理办法》作出的修订，对公众公司的监管理念和规则更加清晰，具有重要的制度建设意义。本文试通过归纳《管理办法》中包含的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分类，予以具体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金融保险运行透明度差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强烈关注，加强和改善保险透明度监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对透明度监管的相关理论和历史文献进行了回顾，从保险透明度监管产生的理论根源、国际趋势以及透明度与保险公司治理、保险法律制度建设、保险监管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综述，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论文首先分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并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新股发行制度和外部环境等几方面深度剖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的成因，最后提出了明确资本市场定位、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建立强制分红制度、完善退市制度、健全监管法律体系等破解新股发行“三高”问题的对策建议。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特有的“59 岁现象”，本文以非生产性支出为视角，研究了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的侵占行为。研究发现，就全样本而言，本文未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存在显著的侵占行为；分样本研究表明：（1）超额薪酬高低并非影响侵占动机的重要因素；（2）当经理人来自上市公司内部，或者薪酬契约缺乏弹性、股权激励强度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更强；（3）以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契约的不同维度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二维分组，结果表明，当市场约束或激励机制存在双重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最强。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经理人激励的相关文献；同时，对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制度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权衡观点来阐述创业企业在上市前引入私募股权资本的动机和后果。我们采用有别于以往文献的一手数据考察创业板企业进行上市前私募股权融资的行为，研究发现，引入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不能提升企业的经营水平，也不能改善公司治理，而且在上市过程中产生了更大的IPO抑价及更高的发行成本，但私募股权投资者会显著提高企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首发时的审核通过率。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权衡观点：创业企业是否引入上市前私募股权投资者，是在基于对融资成本（损失）和顺利发行（利得）二者进行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最后，我们对中国创业板市场完善制度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