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作为提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新动能，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意义重大。本文在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但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虹吸现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 FDI 技术溢出，能显著促进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本文将状态空间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与向量自回归--对数线性资产定价模型相结合，用于中美股市泡沫区制转换特征的识别和预测。我们发现这一新的计量模型可以成功识别中美股市泡沫的稳定增长和爆炸性膨胀两个区制，估计不同区制之间的转换概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和美国泡沫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我们还做了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1997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分别在二元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Carhart(1997)四因子模型框架下检验了我国股市收益与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单位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可区分为“低流动性β”和“高流动性β”区制；但是，当控制了Carhart四因子后，时变性仍然显著，低流动性β区制下的流动性溢价则不再显著。此外，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股市的高换手率、高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可对此时变性进行预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变量则不具前瞻性。

本文首先通过经济理论分析然后利用1996年1月到2010年4月的数据，运用MSIH(2) -VAR(4)模型和基于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发现利用非线性模型是合理的，在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效果在时间、方向和程度上表现不同，并且对于上证A股和深证A股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货币供应量，在股市低迷期，它的变化会立即正向影响到股票价格，但在股市膨胀期，则滞后1个月后才会正向影响股票价格；对于银行信贷，在股市低迷期，它的提高会降低股票价格，而在股市膨胀期，它的提高才会提高股票价格；对于利率，在两个区制下，它的提高都会使股价下跌，并且在滞后1个月才会表现出来，但是相比较而言，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在股市膨胀期下效果更明显。

金融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其外在表现为各种风险的积聚状态。本文依据脆弱性测 度指标体系的结构化特点，构建具有时效性的银行体系脆弱性核心测度指数，识别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运用平滑区制转移模型（STAR）研究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并利用自助抽样法对中国未来 一段时期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变化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7 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较高，并持 续在较高的水平上振荡；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路径是非单调积聚的，从高区制状态返回到低区 制状态需要较长时间；自助抽样预测表明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银行体系脆弱性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根据Van Norden和Schaller的周期性破灭型投机泡沫模型，本文建立了一个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对我国沪市周期性破灭型投机泡沫的存在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证综合指数月度超额收益率的变化可以明确划分为泡沫生存和泡沫破灭两个状态，且沪市投机泡沫特征显著符合周期性破灭型投机泡沫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采用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作为流动性状态的衡量指标，通过建立超额准备金的动态模型，运用动态模拟方法和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周期性波动情况和不同流动性状态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研究表明，自 1998 年以来，在外汇占款、银行业贷款以及贷款利率的综合作用下，流动性状态发生了过剩与短缺之间的周期性交替转换，并且流动性过剩状态与短缺状态相比，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会相对弱化，这也就说明，随着流动性状态的转换，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将表现出具有区制依赖的非线性特征。

本文采用了MSIH-VECM模型分析了1981-2006年间我国官方外汇市场与外汇黑市的区制依赖性的结构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所使用的非线性模型要优于传统的线性VECM模型，并能有效地捕捉到结构上的突变。本文的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官方外汇市场和外汇黑市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最后，通过区制状态的划分，对政府在各区制下应采取何种政策提出建议。

本文在分析新兴金融市场中替代性金融资产之间的影响下，运用MS-VECM模型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收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isher假说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成立，而汇率对股票市场收益具有正的影响，M1对其影响则随着状态不同而不同，替代性资产与股市收益的影响（如无风险利率、标准普尔指数收益）在早期对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具有负的影响，在后来具有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