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与绿色发展的深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衡量区域绿色发展与经济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06—2022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科技金融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缩小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距。（2）科技金融可通过提升财政投资力度与绿色基金规模助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距的缩小。（3）科技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距存在城市规模、城市特征与地理区域的异质性影响。（4）科技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距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不仅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距的角度深化了科技金融影响的研究，也为理解科技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基于研发“投入—产出”弹性构建研发回报指标，发现制造业技术前沿化提升了企业研发回报。结构分析显示，行业与国际技术前沿均促进研发回报，其中国际前沿作用更显著。作用机制体现为投融资协同与供需协同两个方面。异质性研究表明，高精尖行业/企业对技术前沿化敏感度更高；创新型产业集群及制度保障完善区域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经济后果分析发现，技术前沿化对研发回报的提升存在长期影响，其通过创新成果转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经营业绩。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ESG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ESG绩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环境治理（E）和社会治理（S）维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规范约束的作用。第二，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明显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此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有效规范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实现均衡发展，仍存在区域和企业间差异。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依托大数据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旨在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质量型环境治理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协同降碳，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是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亟需解答的关键问题。特别地，签署《巴黎协定》以来，中国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尚未提供这一时间段内的定量分析直接证据。本文使用新近的企业层面较为精细的碳排放数据，基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的研究场景，系统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空气质量目标政策的微观降碳效果与增效机制。研究表明，蓝天保卫战能够协同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降幅约为15%，单个企业年均降碳量约为1.2万吨。这一效果主要由碳排放总量下降驱动，而非以生产活动收缩为代价，也未引起区域间和产业链上的碳泄漏问题。并且，与现有研究强调行业结构调整不同，本文发现高碳排放企业也实现了显著的减排效应。增效机制方面，蓝天保卫战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低碳投资发挥作用，而人力结构优化、绿色研发创新等机制尚未明显起效，同时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协同降碳效果。本文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完善现有大气污染防治制度体系，辅以大规模节能降碳设备更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绿色金融等组合措施，能够有效兼顾环境、气候和经济效益，助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实现区域间技术要素的联通、转移与高效配置,需要破除阻碍技术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文章基于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机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视角,通过观测 199 个城市之间技术要素流动的 39 402 种可能的路径,构建城市间“匹配流动模型”,实证分析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城市间技术要素流动的影响。论证指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使创新主体建立广泛的交流合作,促进技术要素的创造、运用及转化,实现其经济价值。从城市层面来看,具有较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技术要素流入,该城市的技术要素也会更多地被其他城市接收。同时,城市间技术要素流动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和“虹吸效应”,即技术要素会更多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的城市之间流动,并且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的技术要素净流出更少。进一步的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当地理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导致的交通运输成本较低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更显著地促进技术要素在城市间流动。此外,当城市所处地区的创新创业活跃程度较高,对技术要素的需求较大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更加显著地促进技术要素流动及供需匹配。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斯定理”在技术市场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证据,探析了针对技术要素配置的科斯定理的内涵,可以为当前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公共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并为促进技术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改革举措提供政策参考。

厘清当前国际分工下的价值链是具有全球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性特征,这是探究当前国际分工构成以及未来分工发展等根本性贸易问题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章利用CEPII 双边贸易流量数据库,测算产品的平均进口距离用于衡量 1995—2014 年间价值链生产在全球性特征上的变化,并与 Eaton 和 Kortum（2002）框架下构造的理想“全球价值链”进行比较,分析评估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研究显示,1995—2014 年间“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极为有限,平均进口距离只增长了约 300 千米,距离理想的“全球价值链”下的进口距离差距很大,特别是中间品贸易的进口距离较短,说明价值链分工仍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特征。在价值链呈区域性特征的背景下,各国更倾向于达成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支持区域性的价值链生产,即一国价值链的区域性越强,则该 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区域性倾向就越强。该效应体现为一国中间品进口距离增加 100 千米,则该国与其贸易协定伙伴国的平均距离就增加约 389 千米。文章揭示了当前价值链分工的区域性特征,部分解释了近年来多边贸易协定推进困难的原因。

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与所在区域的金融能级水平密切相关。文章利用 2012 — 2019 年289 个地级市数据,就金融能级扩容对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作用机制、城域差异及耦合匹配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研究发现：（1）金融能级扩容能显著提升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且金融能级的规模广度和效率效度的赋能优势要显著优于结构深度。（2）金融能级通过降低城市主体平均融资成本、促进城市产业主体活力、优化城市金融服务创新能力来驱动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的提升。（3）不同功能定位及产业基础的城市金融能级对其产业创新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域分化及空间溢出效应,各城市金融能级与产业创新竞争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提升趋势,国家级重点城市群内的城市在金融能级和产业创新竞争力方面的耦合协同度明显优于其他区域。

对于参与国际循环而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何在？依托大国市场优势构建国内供应链,将对中国企业进口议价能力产生何种影响？文章通过综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Wind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1）“入世”以来,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及其进口议价能力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2）国内供应链的构建有效增强了企业进口议价能力,该影响在高技术密集型部门、民营企业、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及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中的表现尤为显著。（3）进口替代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供应链促进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4）相对于省内供应链,突破本地市场边界的区域内供应链、跨区域供应链、全国供应链的构建,对于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文章研究表明,以国内供应链构建进一步增强企业进口议价能力,应加快内资企业成长,培育国内供应链“链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提升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加快国内产业梯度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