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金融稳定是目前中央“六个稳定”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系统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发展。本文手工整理了 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Ensemble ML） 技术测算中国 5 家国有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及 10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各年度平均有 25%以上的急速增长，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 10.3%；SRISK 份额最高的 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 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总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降低 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下降 0.2%，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下降 0.84%，上一年度出现风险的银行该年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下降 0.5%，支持了“降杠杆”政策，且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降杠杆的效果更显著；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但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最后利用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风险，发现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显著影响。

：本文手工整理了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技术测算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10.3%；SRISK 份额最高的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 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资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上升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上升0.34%，支持了“降杠杆”政策，这一结论对是否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都稳健；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但对小规模银行更有效。我们还观察两个银行机构特征，银行主动承担风险使得银行自身系统性风险上升，帮助企业发现债券没有显著影响基本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也不会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利用省级和城市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质量的确存在显著负作用，风险上升的省份和城市经济作用更显著，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数对中国14个代表性上市商业银行8年的竞争力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发现加入WTO后，各个银行在2002-2006年间的综合业绩增长缓慢。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后，其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定差距；选取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检验，发现流动性能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能力、资本充足度等传统因素对银行竞争力影响显著，而高级要素科技创新、业务结构等对银行竞争力的恭献度不大。

近年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化、金融互联网化趋势已愈演愈烈。与过去相比，传统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正变得更加动态化、更加难以预测。因此，银行加强自身战略研判能力，对适应银行业竞争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研究部门的演变历程，并选取了18家城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的职能定位、人员构成以及组织模式变迁等方面的情况，最终指出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组织模式的发展路径。

基于官员董事的视角，本文将对政府股权与银行行为关系的研究推进到董事会层面。我们以我国2006-2010 年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考察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方式对银行审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特征及独立董事、女性董事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官员董事的银行，存在官员董事银行的审慎行为较差，且官员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这种作用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银行股权性质事实上并没有对审慎行为产生显著而稳健的影响。同时，独立董事能够显著的弱化官员董事的作用，且在没有官员董事时，女性董事能够增强银行的审慎行为。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定义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银行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晋升激励的视角，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样本验证了政府股东的“政治观”。我们考察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对当地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及如何修正官员考核体系以抑制不良贷款的累积。结果表明晋升压力大时，当地城商行会减少贷款量，但官员任期会弱化这种作用；从期限结构来看，减少的都是短期贷款，且会增加中长期贷款。同时城商行会减少批发、制造业贷款而增加建筑、房地产业贷款，也会有较低的拨备覆盖率和较高的集中度、关联贷款及不良贷款率，且除关联贷款之外，官员任期大多对二者关系有一定的强化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晋升压力的增强会通过增加城商行的建筑和房地产业贷款、降低拨备覆盖率、提高集中度的途径形成不良贷款，并且在官员考核中增加环境、民生指标的比重能够有效抑制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累积。

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防范金融 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利用2004 至2008 年公开披露的年报数据，以关联贷款为切入点，对金融法治环境、股权制衡与银行关联贷款 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银行中制衡的股权结构会减少关联贷款比 例，而在金融法治环境好的地区这种效果会减弱；与金融法治环境差的地区相比，金融法治 环境好的地区的关联贷款会显著地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其中贷给与第一大股东不同所有权性 质股东的那部分关联贷款效果更明显。这说明关联贷款本身是中性的，银行所在制度环境和 自身治理结构将共同决定关联贷款对银行风险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内容提要　东欧国家银行改革的经验表明,外资银行进入能普遍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但是,外资银行发挥积极作用亦取决于一定条件: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银行业规模及发育程度、监管水平、银行业的改革路径和引资方式。本文在综述东欧国家银行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7个命题,并用中国24家银行1999～2006年间的数据构建模型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短期内外资银行进入会导致东道国银行业利润水平下降、风险管理水平上升,在中国的背景下可以认定这是外资银行积极作用的发挥;外资银行机构数量的增加和持股比重的上升都能刺激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改进,但是外资银行持股比重的影响更具普遍性;不同类型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反应存在差异,国有商业银行反应比较迟钝,而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反应比较迅速。

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市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近几年城市商业银行的规范不断扩大，为满足资本充足率8%的最低监管要求，许多城市商业银行面临增资扩股的现实需要，同时增资扩股也是增强城市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必然要求。如何从法律的角度规范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行为，并依法进行监管是摆在银行监管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希望对此问题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