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某大型销售平台推出旨在引导个人投资者科学投资的优选基金服务为场景，探讨数字时代的投顾服务对基金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优选服务推出后，优选基金的资金净流入显著增加，平均每季度较配对基金高11.3%。然而，优选基金的价值创造却显著下降，以Jensen Alpha度量的超额收益平均每季度较配对基金低1.2%，考虑管理规模后的价值增量低4339万。而且，服务推出半年内，资金净流入越多的优选基金，业绩下降幅度越大。进一步地，本文从基金经理调仓能力、管理积极性、交易冲击成本三个维度探讨了优选基金业绩下降的机制表现。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数字时代的海量用户情境下，投顾服务易产生网络负外部性，导致其投资策略出现非预期的收益衰减。这一发现对探索投顾服务数字化的规律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开创性地实证研究了中国私募股权母基金的投资绩效，探讨基于中国特色的不同类别母基金的绩效差异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母基金绩效差于直投基金。母基金背景有限合伙人（简称 LP）的绩效优于政府背景 LP，但差于企业背景 LP 和金融机构背景 LP。政府引导基金绩效差于市场化母基金，且同时差于国有背景市场化母基金和民营市场化母基金。非聚焦投资的母基金绩效优于其他各类聚焦投资的母基金。模拟抽样的结果显示，合成母基金绩效优于真实母基金，说明我国私募股权母基金不具备筛选优质子基金的能力，这与政府引导基金筛选能力较差有一定关联。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了解当前母基金的生存状况和绩效运作，有效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同时也为母基金，特别是政府引导基金提升配置水平和提高基金遴选能力提供一定的指导与帮助。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本文首次利用手工收集的493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基金样本，并综合使用基于CAPM和FF3的8种因子模型从基金个体、基金组合、基金经理以往职业经历（分为公募系、券商系和民间系）等角度考察阳光私募基金绩效。实证研究发现：阳光私募总体上跑赢市场；其中，公募系和券商系虽无择时能力，却具备优秀的选股能力；民间系具有一定的选股能力，但存在糟糕的择时行为。我们还发现基于FF3的因子模型解释能力更强，其中GII-FF3模型能更有效的识别基金的择时能力。

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即使是专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基金经理人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投资 行为，最常被讨论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及较快卖出赢家股票的现象。然而，这些研究皆 着重讨论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是否理性，忽略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可能也存在一样 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人认为目前持有的输家股票未来可能会比赢家股票表现更好，他 们所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只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甚至会进一步持续『买进』输家股票。 因此我们推论，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可能是出自于理性：基金经理人拥有私人 信息，理性地相信这些输家股票未来会上涨；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也可能是出 自于非理性，即受到强化承诺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的影响。 所谓强化承诺系指管理当局面对一个已经遭逢损失的投资项目时，不但不会撤出资金， 反而会持续投注人力、时间以及金钱等资源。本文运用强化承诺的概念分析基金经理人 的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有强化承诺的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如何影响基 金绩效。过去学术文献多集中在于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本文的研究可补足这方面的 文献缺口。 本文参考 Odean (1998) 以及Odean, Strahilevitz and Baber (2004) 衡量处分效果的方法， 衡量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藉以分析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对基金绩效的影 响。本文并进一步将基金整体净值绩效区分为股票资产绩效、非股票资产绩效。我们以 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 (DGTW, 1997) 的方法衡量基金股票资产绩效。采 用此方法的理由有三，第一，可以检验共同基金的择股能力、择时能力及经理人持股的 平均风格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第二，DGTW 检验基金绩效是根据基金持股变动量，本 研究是根据共同基金的持股变动量来计算的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两者衡量的基 础一致。第三，DGTW 的方法衡量基金经理人的能力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 干扰。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一，有强化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的整体净值绩效低于没有强化 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二、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的择股与择时能力虽然较差，但是股 票资产绩效反而较佳，这是因为经理人持股平均风格对绩效有较大且正面的影响。三、 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使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较无效率；没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虽然 在股票资产的部份绩效较差，但是由于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上较有效率，因此有较高的 基金净值绩效。

从投资者先验信念的角度运用贝叶斯推断对我国封闭式基金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直观的问题 引出管理技巧的先验信念集合，并与具有四个风险指标的线性模型相结合，从而有效联系了投资决策过程 中的重要因素——个人直观理念与实际市场数据，给出投资者在不同先验信念下的后验绩效。研究表明随 着投资者对管理者先验信念的增加，基金后验绩效增加，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而只有当投资者对管理者 有极强的先验信念时，才会投资于表现一般的基金；同理，不投资于绩优基金也需极强的先验信念。进一 步，通过分段的投资组合权重分析，给出了投资者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策略选择方法。

：目前我国常用的三大经典基金绩效考核模型都是以均值－方差CAPM模型为基础，而均值―方差CAPM模型中的系统性风险只考虑二阶矩风险即波动率，忽略了高阶矩风险。本文通过在传统CAPM模型中加入零成本的负协偏度投资组合和零成本的正协峰度投资组合作为高阶矩风险溢价重新解释基金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关系,发现众多基金的投资组合中都存在负协偏度风险，基于高阶矩的考核模型优于基于传统CAPM的考核模型。

市场环境偏差效应是指在基金绩效评估中忽视“市场环境信息”可能导致人们对基金绩效进行错误估计的现象。本文使用Pastor-Stambaugh方法，选取2002年1月-2007年12月期间130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数据，来考察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市场环境偏差效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开放式基金存在显著的市场环境偏差效应，市场环境信息对基金绩效度量有着重要影响。在使用Pastor-Stambaugh方法和市场环境信息对常用基金绩效指标进行进行修正后，基金绩效度量偏差有所减小，绩效排序不一致性问题也有所改善。

本文对 Daniel et al (1997) 的方法加以改进，提出了一个基于基金持股特性的绩效评估指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指标与基于基金净值收益的指标相比，能够更好地反映基金的投资风格，使其评估结果更加合理。而采用能反应投资风格的3因子或4因子模型得到的基于基金净值收益的评估指标与采用CAPM模型得到的指标相比，虽然在择时能力的评价上其检验能力有所改进，但是在风险调整后收益的评价上，其检验能力并无明显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