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文献表明卖方分析师在对基金重仓持股进行盈利预测时,现有基金客户的佣 金压力会迫使其发布乐观预测，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分析师还有争取潜在客户佣金的压力，这会抑制佣金压力所导致的乐观偏差。那么，分析师面对这两种利益冲突时，就需要权衡。故本文首次研究了券商与基金的不同客户关系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影响，验证了分析师对基金持股预测时的这种权衡效应;并首次提出了“佣金利益冲突假说”，探讨了这种利益权衡对分析师择时的影响。本文结论：首先，佣金压力会迫使分析师对现有客户持股做出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潜在客户持股则能够对分析师形成压力抑制乐观偏差，部分地缓解佣金压力的影响；其次，不同经济环境中，这种利益权衡仍然存在，并导致分析师的择时行为：在好时机时，佣金压力和潜在客户压力对分析师的影响均会增强，前者导致分析师倾向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后者使分析师面临更大的利益权衡；最后，在截面上，明星与非明星分析师、高与低券商声誉分析师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利益权衡和择时模式:时机转变时，佣金压力影响明星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非明星分析师，而潜在客户压力影响非明星和低券商声誉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明星和高券商声誉分析师。

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到底是出于声誉还是绩效考虑？本文在理论论证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负向激励与信息化普惠金融改进银行绩效的机制基础上，以某大型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县域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与网点扩张型普惠金融模式相比，信息化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进而提出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本文以 2009 2019 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与企业债为样本考察债券承销商与债券发行公司的空间临近性对债券 资成本、违约概率以及债券期限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 当承销商与公司在同一省份或者承销商与公司距离更近时，债券融资成本越低；并且，承销商的声誉以及公司信息透明度会削弱承销商空间临近性对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承销商与高和中等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增加了所发行债券的期限，与低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效果则相反；最后，我们发现承销商与公司的空间临近降低了债券违约概率。本文的发现在考虑内生性、地方政府关联程度以及排除一线城市的影响下依旧成立。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审计师选择是审计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首次研究了国有股东在中国A 股IPO 市场审计师选择行为及其具体动机。我们发现，国有股东不太愿意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其 原因既不是因为高质量的审计师有更强的能力限制国有股东或管理者的代理问题，又不是因 为国有股东可以代替高质量的审计师在降低IPO 融资成本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因为国有 股东可以替代高质量审计师的保险作用，而是因为国有股东会损害高质量审计师声誉机制的 发挥，进而损害了其在降低IPO 融资成本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对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关于中 国A 股市场审计师选择行为和审计师声誉机制作用发挥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立足于承销商的角度，首次从“关系”视角实证研究了投行与上市公司之间 的“关系”在投行竞争公司再融资（SEO）承销业务中的影响，并进而深入探讨了“关系” 与“声誉”机制在影响SEO 承销竞争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结果发现，投行与上市公司“关 系”越紧密，即如果该投行是公司IPO 的承销商，或者在公司IPO 时的承销份额越高，或 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那么其越有可能获得公司SEO 的承销业务；然而，“声誉”会削弱 “关系”的影响，只有在投行声誉较弱的情况下，“关系”才能发挥作用。本文研究不仅提 供了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关系”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的证据，从而丰富了投行行为的研究内 容，而且开拓了“关系”与“声誉”机制交互研究的新领域。

本文研究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我们没有发现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的盈余质量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的声誉、尤其审计委员会主席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本文在控制了独立董事的自选择效应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为研究独立董事的声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的结论说明，家族企业的独立董事通过审计委员会发挥其治理作用，本文同时对家族企业选聘独董的目的和独董在家族企业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着眼于独立董事个体视角，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独立董事遭受监管处罚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使用2003-2010 年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处罚数据，我们发现302 人/次的独立董事因虚假陈述而招致监管处罚，但其处罚程度要显著轻于非独立董事。研究还发现，49%的受罚独立董事在处罚年度末之前便已离开涉案公司，但独立董事的提前离职并未降低其日后的处罚程度。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受罚后其担任的董事职位数量有明显下降，但其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受罚独立董事主动离开高风险上市公司的结果。最后，处罚宣告日前后短窗口内独立董事任职的其他上市公司并未出现明显的股价下跌。

本文探讨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始股东限售锁定期制度影响私募股权机构退 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上市前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上市后短期内市场表现的问题。论文首先 从私募股权机构最大化其声誉资本的角度，建立了适合创业板现状的上市前后盈余管理决策模型， 认为私募股权机构在面临限售锁定期制度时会通过在上市前压低盈余水平，产生较高的IPO 抑价 现象来吸引二级市场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继而通过上市后释放盈余业绩，满足或超出投 资者的预期，产生年报公布期间的超额非正常回报现象来再次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达到稳 定或抬高上市后股价的目的，以便在锁定期解禁后实现减持套现。本文采用截至2011 年10 月的 创业板数据，对私募股权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IPO 抑价程度、信息动量效应、 年报公布效应、解禁后市场估值以及解禁后短期内减持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对比、回归分析和事件 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