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其BBC制度又是中间形式汇率制度的一个典型，故研究其汇率的运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5年人民币汇改隐含BBC的逻辑，所以本研究对理解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也会有所参照。本文在多元线性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外汇市场压力变量并采用了多结构改变模型（MSCM），通过对新加坡1999年以来的数据测算得到其BBC汇率制度的各组参数，包括汇率篮子的权重分配、权重调整的时点、新元对整个篮子的长期升值趋势和外汇市场干预程度。本文还对比了分析所得结果与新加坡金管局定期对外公布的货币政策立场，发现二者的匹配程度比较好。

本文首先建立外汇市场压力、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货币市场均衡状况的理论模型， 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而通过LS、ECM、Johansen 协整和State-Space 等方法估算出 1996 年1 月-2009 年9 月的外汇市场压力、国内货币市场均衡状况和国际资本净流动，然后采 用VAR 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出结论：国际资本净流入时，我国外汇市场压力为 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我国货币市场会出现短暂的超额供给。此外，相对于国内货币市场， 我国货币当局应更多的关注外汇市场。

1994年人民币实行单一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经历了四次升值或贬值阶段。货币当局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出口以及国内经济的冲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同时为了防止由于外汇干预导致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对外汇干预进行了冲销。本文首先利用事前和事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构建外汇市场干预有效性指数模型，然后利用LS、E-G协整、ECM和State-Space模型估计模型中的结构参数，测算出外汇市场干预的有效性指数。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外汇市场干预是有效的，在一些时期内存在干预超调现象，并且货币当局的冲销行为也是部分有效的。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货币当局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一致性问题和不同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研究发现：一，“害怕浮动”在为中国提供货币政策纪律的同时，也赋予了货币当局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能力；二，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三，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结合汇率制度名义和实际分类法的思想，本文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本文参照Weymark(1997)等提出的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建立了一个 由三个市场和货币当局构成的中国开放经济宏观模型，利用1994年1月至2008年3月的月度 宏观经济数据，估计了模型的有关参数，计算了这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和 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指数。发现1994年以来，除了东亚金融危机时期的个别月份，人 民币对美元都面临升值压力。1994年汇率并轨后，在汇率的决定中，市场机制一度发挥过一 定作用，但政府干预程度越来越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2005年汇改以前，干预指数接近于1。2005年7月新一轮汇改之后，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本文利用M-F-D框架，建立了一个带有随机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考察了以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作为汇率制度选择标准时最优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研究发现，政府不同的汇率政策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以价格稳定作为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基本标准，人民币最优的汇率制度安排是某一内解所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度；以名义汇率稳定作为标准，最优的制度安排则是固定汇率制度。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利用OLS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基本参数，经验地估计了价格稳定目标下人民币最优的汇率制度弹性。研究认为，为了稳定价格，中央银行应尽可能地让汇率变化来吸收外汇市场压力，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向更具弹性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