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2005 和2006 年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控制 下的R&D 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关联性，本文重点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属性和股权 制衡度对R&D 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 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 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产权属性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但不显著；（4）股权制衡度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 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 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对于国有制造业上 市公司来说，R&D 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本文以2005-2006年沪深两市发生重组并购事件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以其并购正式公告发布前的相关澄清公告的发布特征为切入，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其澄清公告的发布及其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对最大股东的制衡、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规模等企业治理特征，对公司大股东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当企业内幕信息泄露之后，面对公众质询，第一大股东是选择如实披露还是撒谎，这些治理结构特征却难以发挥作用，而基本决定于第一大股东对其行为后果的利益考量，其持股比例越高，则越倾向于如实披露公司信息。结果进一步提示：对公司大股东行为的研究，不应仅仅着眼于它的持股比例，更重要的还应着眼于对其相关约束机制的考察。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 股上市公司2001-2005 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 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 系。且发现在股权集中背景下，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 离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表明在中国 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 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基于中国商业银行2005年与2006年的年报数据，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高管激励、董事会三个方面的银行治理机制与银行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持股比例与银行业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战略投资者持股、管理层持股，均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绩；银行大股东控制效应不明显。此外，董事会规模存在显著的业绩正效应，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独立董事真正发挥了公司治理功能。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O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固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人资产成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热点现象，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具有一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强烈动机〕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与市场参与者的财富变化结合起来，分析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财富效应及动态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私人收益，降低了中小股东的财富;(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为大股东带来的边际收益将超过社会总财富的边际收益。因此，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实现了对中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导致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且发现在股权集中背景下，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表明在中国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以2001-2004年间使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174笔大宗股权交易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和产权结构对大股东控制权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较好的外部法律制度环境会降低控制权价值；在转轨经济中，具有政府背景的大股东，其控制权价值高于没有政府背景的大股东；较高的股权制衡程度能够降低大股东的控制权价值

本文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对公司投资决策、配股政策与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的“再分配效应”――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陷阱”――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这些概念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重要现象，其中包括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格差异以及有关配股、分红的诸多现象。本文提出的配股-分红策略套利策略可以间接实现非流通股上市交易的目的。此外，针对配股的再分配效应和配股陷阱提出了改进配股监管的建议，并提供了从股票市场的角度评估上市公司业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