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资产交易法对“汇率制度之谜” 进行解释。与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不同，本文发现即使宏观基本面没有出现 变化，汇率也依然会发生波动，指令流的资产组合效应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 本推动力。特别是在市场公众的汇率价格预期或风险偏好发生改变的情况 下，“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汇率波动要远远大于“盯住汇率制。本 文的研究结果对解决“汇率制度之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对人民币汇率制 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ARMA-GARCH、GARCH-M及EGARCH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及韩国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实际汇率波动，及是否存在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发现中国汇率波动最为平稳，而韩国汇率波动最大，并且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我们另外考量了央行干预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日本央行干预最为有效，而韓國央行干预最为无效。此外，我们以BEKK-MGARCH模型检验中日韩三国的汇率协同波动现象，发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汇率皆具有正向协同波动关系，而以日韩的协同波动持续性最为显著。若考量央行联合干预，则中日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提高，日韩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明显降低。此外，中日及日韩的联合干预对汇率协同波动有显著的政策效应。

本文从交易者预期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微观假定入手，考察交易者异质性预期和其交易行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央行干预的相应影响效力，为理解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理提供进一步的依据。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预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2006年7月之前，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是在基本面分析者的主导作用下汇率向经济基本面回归的结果，而2006年7月至2008年9月期间，则归咎于技术分析者的强烈升值预期的推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者主要为基本面分析者。进而，结果表明，央行干预对市场参与者存在以下影响：一方面，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将会提高技术分析者保持原来特征的概率，从而提高技术分析者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将会降低基本面分析者对人民币汇率向基本面水平回归的预期程度。据此，本文认为，从市场机理的角度来看，汇改后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及其所导致的外汇市场中持有不断加强升值预期的技术分析者占主导地位等因素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扩大的重要原因。

本文基于1994～2005年人民币外汇市场制度特征，构建了一个央行频繁干预情形下的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微观结构模型。该模型发现：即使宏观基本面没有出现变化，汇率也依然会发生波动，指令流的变动是短期汇率波动的根本推动力。指令流通过交易商层面的短暂性资产组合效应和市场层面的持久性资产组合效应对汇率波动产生影响。我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护日内涨跌幅限制下外汇市场有充分的流动性，必须被动地入市干预，中央银行的干预量由汇率决定模型内生决定。本文为人民币外汇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当局初步打开了人民币汇率形成的“黑匣子”。

本文针对人民币和韩圆分别考察了不完全关闭NDF、关闭NDF、不完全开放NDF和开放NDF背景下SPOT、DF和NDF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信息流动特征，对不同开放背景下货币当局的政策效果和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DCC-GARCH的研究结果表明：开放NDF市场会促进SPOT、DF和NDF三个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但同时也意味着波动的相关性大大提高，且NDF市场通常为波动来源，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央行干预的有效性。在DF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关闭NDF市场，可能会有利于DF市场的发展，减少NDF在汇率定价中的影响力。

本文从外汇市场经济主体异质性预期的假设出发，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前 景理论和学习认知原理，对市场经济主体基于风险调整后的利润不断重新选择其汇率 预测方式及外汇资产选择行为对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过程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我国 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强调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在汇率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从而构 建了一个具有明确微观基础、更加符合现实的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模 型。利用该模型，本文较好地拟合了2007 年10 月至2008 年9 月期间人民币名义汇率 的走势。

本文针对人民币和韩圆分别考察了不完全关闭 NDF、关闭 NDF、不完全开放 NDF 和开放NDF背景下 SPOT、DF 和 NDF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信息流动特征，对不同开放背景下货币当局的政策效果和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DCC‐GARCH 的研究结果表明：开放 NDF 市场会促进 SPOT、DF 和 NDF三个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但同时也意味着波动的相关性大大提高，且 NDF市场通常为波动来源，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央行干预的有效性。在 DF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关闭 NDF市场，可能会有利于 DF 市场的发展，减少 NDF在汇率定价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