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分析，构建基于分析师报告的创新测度指标，实证检验企业创新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研发支出、低专利授权、高组织冗余以及低媒体关注度的企业而言，创新对其股权资本成本的削弱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够通过增强竞争力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且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观测企业创新行为，同时为企业降低股权资本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媒体关注通过行政机构介入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公司透明度的提高，以我国2010-201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我们发现，媒体的负面关注和非负面关注都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且媒体负面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较大；在我国东部地区，媒体负面关注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在我国西部地区，媒体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较小；在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在非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度公司透明度提高影响较小。

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本文以富豪榜上榜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媒体关注度高的股票收益反而低于低关注股票这一“媒体效应”的产生原因，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基于传统金融理论的“风险补偿假说”和基于行为金融学中投资者有限关注的“过度关注弱势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被报道股票在事件期内产生了直接的负的超额收益， 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算法构建的控制组股票收益并不显著，说明“风险补偿假说”不成立， “媒体效应”的来源并不是低关注股票的正收益。事件期内被关注股票的交易量显著放大，并且日历时间组合方法在事件日前得到了显著的正收益，在事件日后则转为显著的负收益，基本符合“过度关注弱势假说” 。

作为一种法律外的制度，媒体关注是否具有治理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当前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选择2004-200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聚焦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问题，系统性分析了媒体关注和盈余操纵以及应计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媒体关注和管理层盈余操纵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媒体关注的提高有助于抑制管理层主观的盈余操纵行为；（2）通过“Mishkin检验”发现我国A股市场整体上存在着应计误定价的现象，并且这种应计误定价主要是由于操纵性应计的误定价所引起的，表明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是应计误定价的重要成因；（3）通过多种方法联合检验发现媒体关注与应计误定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媒体关注的提高能够有效的提高市场对会计盈余构成信息的定价效率，降低应计的误定价。总体来看，就会计信息的披露而言，媒体关注具有深度治理效应，其作用机制是：媒体关注有效地抑制了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并最终提升了市场对盈余构成信息的定价效率，降低了应计的误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