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类模型是刻画序列波动集束（volatility clustering）和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的有力工具，本文以沪深股市中248支个股作为样本，借助GARCH－M和TARCH－M模型对股票收益率的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研究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及对不同经济人的影响，了解内幕交易在市场上的表现。由于内幕交易的实质是基于重要的非公开信息而在交易中占优的一种行为，人们直觉上认为应能够取得超常收益，因此，内幕交易能否取得异常收益成为实证研究中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也是金融经济学研究内幕交易的起点，以此推断内幕交易的信息含量就成为必然的研究主线。本文概述了国外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将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建立了在投资者保护程度不同的条件下，股权结构分别对公司绩效和代理成本影响的模型，并以2000年深、沪6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当投资者保护增强时，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力度降低；当投资者保护减弱时，情况则相反。这表明大股东的存在可以作为投资者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鉴于此，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不能盲目进行，而应以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前提，同时应积极培育具有监督作用的大股东。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孙立坚等,2003a)，通过考察中、日、美三国间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来检验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通缩出口”的现象。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论文除了保留自己前期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外(孙立坚、江彦,2003)，如：工具变量(IV)、一般矩(GMM)、ARIMA预测等，还根据结构变化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将上述的这些方法分阶段来运用，同时，又进一步利用体系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来考察受货币政策影响的三种价格环境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冲击反应函数(VMA)又做了因素确定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从而使得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特征被揭示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充分。 鉴于上述比较严密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主张中国“通缩出口”论是基于传统的“支出转移效应”的宏观分析视角，但忽略了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PTM)等微观要素，所以，这种主张不符合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其次，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国内的物价环境来制约汇率和外国价格对本国价格的传递效应(Taylor’s rule)，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是指商业银行在对单一法人客户的风险和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确定的能够和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目前，国内银行业在对客户进行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核定时，是以客户的偿债能力为信用风险分析评估核心，再辅之其他分析评估技术。

我国银行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这给现代银行监管提出了许多新课题。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需要高度重视现代银行监管，努力改善现代银行监管的基础条件；要分析了解我国银行业开放及银行业竞争力现状，研究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的途径；要善于“洋为中用”，努力增强银行业机构真正的竞争优势；要顺应国际银行监管潮流，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步伐；要评估我国银行监管的现状，努力增强监管有效性。

本文运用目前国际上在银行业市场结构研究方面所广泛采用的两类指标――市场集中率和H指数，对中国目前十四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得到中国银行业正由高度集中的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向竞争性较强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的重要结论。该结论不仅揭示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的演变，而且为WTO下中国商业银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各项改革的推进提供了现实依据

本文研究我国股票市场是否能够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传导渠道问题。文章分别从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和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这两个环节进行实证分析。第一环节的研究发现，货币供给量对股票价格走势有显著的影响；股票交易量和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环节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虽然还不具有财富效应，但已显示出一定的投资效应。由此证明了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功能。最后我们认为当前阶段货币政策应该密切关注股票市场的动向，但不应该直接干预股票市场的走势。

近段时间以来，各种媒体期刊上关于住房按揭贷款的两种还款方式：“等额本息”（即等额还款法）和“等额本金”（即递减还款法）的争论如火如荼。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于两者的利息差额。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对银行来说，在同样的贷款利率下，对于两种还款方式，银行的收益是一样的；但对消费则而言则不同。因为消费者资金的使用收益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因而消费者在考虑还款方式时，应该考虑到自身的实际情况。如果消费者是个保守的理财者可以考虑使用递减还款法；反之，如果消费者的理财方式比较激进，则可以考虑使用等额还款法。

本文以浙江省的上市公司为例，就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结构、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外部监督正逐步加强，在董事会结构调整的博弈过程中，内部人没有占优。我们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能减少内部人控制问题，有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但是控股股东持有过高的股权比例是制约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我们支持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但是同时应该对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改革。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总经理持股比例的增加，其更有动力利用独立董事掌握的社会资源和专家才能。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我国二元体系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导致两个监督机制的冲突，完全照搬英美国家的独立董事制度可能并不是我国二元体系下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