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控制项目自然状态来模拟私有信息环境，通过控制投融资双方的角色比例来体现谈判力，以此来研究两者对直接融资市场上中小企业融资契约选择偏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1）私有信息对融资方的契约选择有显著影响，当双方谈判力均等且融资方具有项目好（坏）状态的私有信息时，融资方最倾向于选择标准债务（股权）契约。（2）在控制私有信息的前提下，投资方拥有谈判力将会导致选择可转债的融资方比例增大。（3）在融资方具有私有信息且投资方拥有谈判力的前提下，投资方谈判力越大，则融资方私有信息对自身契约选择的影响越小。以上研究为消除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

媒体报道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已经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可，通过影响投资者关注程度影响其投资行为是一个可能的机制，但是注意力效应的难以分离和注意力的难以量化是相关研究的重要障碍。本文通过一个证券市场实验对投资者关注程度进行了定量测量，进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投资者关注和后续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的数量与投资者关注程度显著正相关，从交易行为上来看，媒体报道更多也即投资者关注度更高的股票获得了更多的交易资金、其成交量也显著高于关注度低的股票，说明媒体报道作为注意力配置机制确实影响着投资者的行为。

本文设计了一个鸡尾酒配比实验，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短视契约、终止契约和长期契约对实验者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绩效更好；（2）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水平更高；而且上述结果在考虑实验者风险偏好的情况下依然是稳健的。该实验说明对短期失败的容忍及对长期的成功的奖励有利于激励实验者进行更多的创新。

文章应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贷款契约情况下，借款人风险态度等因素对合作水平（努力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联保贷款契约下参与者的努力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其努力水平显著高于个人责任契约下参与者的努力水平。说明联保贷款契约参与者存在较高的有条件合作行为；（2）在联保贷款契约下，风险喜好参与者的努力水平显著高于风险规避参与者。说明联保贷款契约对风险喜好参与者具有显著激励作用；（3）风险规避参与者的努力水平随实验期数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比风险喜好参与者更快，风险规避参与者对联保贷款契约合作水平有较大危害。我们提出：小额贷款机构应当为风险喜好借款人提供联保贷款契约，并避免风险规避的借款人与风险喜好的借款人组成联保贷款小组。对风险喜好借款人组成的联保贷款小组，联保贷款契约的期限可以较长。

本文采用真人被试金融实验的方法，研究了模拟基金的规模与股价波动的关系。我们进行了四次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由资产规模不同的模拟基金构成的市场波动性较大，而规模相同模拟基金构成的市场波动性相对较小，二者价格方差相差达三百倍以上。模拟了市场如有超大规模基金存在的情况，发现它很容易给市场带来更大的波动。根据研究结论，可通过调节基金规模结构改善市场的稳定性。一但出现超大规模基金，应该防止其操纵市场行为。

本文利用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作为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创新引起的公司融资约束变化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从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利用短期融资券作为自然实验，本文解决了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内生性问题。基于两者关系中“分配金融资源”的理论观点：金融发展能够更加有效的分配资金资源，减少公司的融资约束，增加公司的业绩，本文提供了这一经济作用机制的实证证据。本文发现当短期融资券成为企业潜在的融资工具后，能够利用这一金融工具的企业在负债能力和投资能力方面有了大幅提高，其经营业绩也得到大幅增长。本文的证据表明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公司价值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历史,虽然资产价格急剧波动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却始终伴随其中;市场主体情绪波动是不可忽视的、对市场交易与价格波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是通过心理学实验,尝试在较纯净的实验市场中,控制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探求在资产价格接近顶部与接近底部的情形下,交易主体情绪与交易行为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实验结果发现,在资产价格接近顶部的情形下,情绪波动与资产价格主要由基本面的变化决定,并且不同情绪的变化则会影响到交易主体对资产的买卖行为,这可能会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而在资产价格接近底部的情形下,投资者对资产的买卖行为更多地受到基本面信息变化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了两种极端市场情部下,交易行为中“非理性”与“过分理性”的不对称。在国内外文献中,本文是首次将交易者情绪引入资产价格波动的研究。该研究对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提供直接的心理学依据。

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它是对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观主体的假定。然而，这样的假定无法完全有效的解释现实复杂的经济世界。随着实验经济学在全球的兴起，有关经济人的假设得到了广泛的实验研究。本文系统阐释了经济人假设的三个基本内涵，回顾了相应的实验研究，认为现实中的经济人是不完全自利、有限理性和具有多重目标的，并给出了相关的实验证据，最后对经济人假设做了在实验经济学视角下的评述。深入了解经济人假定下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于深刻解释受控实验室中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显然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在区别对待代际内和代际间两种不同类型的贴现率的基础上，对基于中国居民的时间偏好的贴现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以获得更加准确的测算结果。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框定偏差内，利用两套不同的调查方案分别测算了代际内和代际间贴现率水平，并从个体特征影响以及贴现函数形式等方面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分析。该研究结果为我国居民投资储蓄行为偏好抉择、社会代际账户测算以及大型项目评估等提供了数据支持。

本文试图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探索风险态度和过度自信的关系，以及对不同风险态度和过度自信程度的CEO，股东应怎样设计最优薪酬合同。通过建立股东和过度自信CEO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并构造具体的数值实例解出最优薪酬合同，然后在实验室的环境下控制CEO的风险态度及过度自信程度，检验理论模型中的最优解是否实现，从而为股东设计CEO的薪酬合同提供更加有效的参考和借鉴。实验的数据表明，风险态度和自信度并无显著相关性，但男性比女性更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通过学习效应，股东和CEO的选择都向最优行动收敛，而且理论预测的最优行动和非最优行动有显著差异。最优的薪酬合同设计是，当CEO风险厌恶时，对低过度自信和高过度自信CEO提供的薪酬分享系数较低，而中过度自信CEO的薪酬分享系数较高；当CEO风险中性时，对低过度自信和中过度自信CEO提供的薪酬分享系数较高，而高过度自信CEO的薪酬分享系数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