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整体的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股权融资成本的上升，上市企业不得不放弃部分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双重差分(DID)模型，本文研究了我国融资融券试点对股票定价效率和收益率分 布的影响，发现其仅在少数指标上有一定积极作用，总体上效果仍然相当有限，为现有文献争 议和后续政策完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具体来说，融资融券试点一年内：（1）对定价效率的 改善仍然较弱，标的股票价格负面信息含量和对市场向下波动的调整速度变化均不明显；（2） 能够显著减少股价暴跌概率，对抑制暴涨却几乎没有影响，最终只起到了“单向缓冲器”作用； （3）仅能显著降低含H 股、高市值、低换手率和低市盈率股票的偏度，对改善收益率的尖峰 现象则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结合市场实际运行情况，本文认为融资融券这一机制创新没有完全 发挥功能的主要原因在于诸多交易限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文首先分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并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新股发行制度和外部环境等几方面深度剖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的成因，最后提出了明确资本市场定位、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建立强制分红制度、完善退市制度、健全监管法律体系等破解新股发行“三高”问题的对策建议。

盈余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是投资者最常用的估值基础。然而盈余的可靠性（用盈余管理程度表示）可能会影响其价值相关性，继而可能影响账面价值的价值相关性。本文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对这两个估值基础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将盈余管理、价值相关性和公司估值这三者联系起来。笔者在Ohlson模型中加入盈余管理虚拟变量观察盈余管理对盈余和账面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盈余管理虽然不会降低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账面价值在估值中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研究了基于盈余信息的市盈率模型（P/E）和基于账面价值信息的市净率模型（P/B）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估值实务，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不会影响P/E和P/B相对估值模型的准确度，但在我国P/B模型的表现要优于P/E模型。

大众和媒体认为我国股票市场2006 年开始的牛市行情是人民币升值所致。本文使用 现代资产定价模型否定了这一说法的价值基础。本文发现：本币升值预期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存在一个上限，该上限由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决定，而且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人民币升值速度 的提高不敏感。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升值预期会使得股票的市盈率一次性上涨，之后将逐 步开始下降，并在升值预期结束时回到长期均衡水平。借此分析，本文得到两个预言：第一、 由于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有限，人民币升值不能为A 股市场的大幅增长提供坚实的价值基 础；第二、股票价格会在汇率升值结束之前进入下降阶段，这一预言被牛市行情后的股市急 跌所证实。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本文研究汇率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资本市场均衡决定，并给出比较静态性质。我们发现，本币升值预期对资产市场的影响不会超过预期货币升值幅度，本币升值速度的提高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不敏感。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升值预期只会使资产的市盈率一次性上涨，资产升值之后将开始逐步下降，并在升值预期结束时回到长期均衡水平。汇率升值过程的不确定性会增加热钱投机的风险，进而降低资本市场的膨胀程度。提高升值速度未必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当存在资本流入障碍时，更多热钱流入的条件是资本流动速度对利差的凸性。本文预言的资产价格运动趋势和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一致。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信息对普通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日益明显。根据行为金融理论，有限理性的投资者仅能关注有限个数的股票，由此对股票的网络关注度会驱动投资者基于注意力的购买行为。本文采用和讯网的个股关注度数据，利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网络关注度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当日高关注度的股票会带来当日及其次日的高换手率和高成交量。然而，关注度对收益率的影响存在反转性，关注度对当日收益率有正向的影响，对次日收益率却产生了负向影响。此外，本文还检验了新股的关注度效应，发现上市首日及前日的关注度对股票收益率、市盈率和换手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实证结论为我国股市存在基于注意力的购买行为提供了依据，并表明机构投资者和庄家有可能通过网络媒体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利用投资者的行为偏差获取收益。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借鉴了心理学家在赛马赌博中发现的规律，对投资者情绪对股票的截面效应进行了理论推测：认为由于非理性投资者的存在，具有极高成长机会的、处于亏损状态的、上市历史较短的、资不抵债的和公司规模较小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二）基于调整后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指标和换手率构建了一个新的投资者情绪指标，选择总市值、市盈率、市净率和上市历史的高低长短来构建特征组合，通过非参数统计和回归模型来实证检验情绪指标的变动对特征组合收益率的影响并做出解释，同时通过考虑系统风险的情绪变化与其他情绪代理变量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市值较小的、亏损的、市盈率较高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情绪指标对不同市净率组合的影响模式取决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当由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而导致组合具有较高的市净率时，组合对情绪波动敏感程度要小于由于增长率较高而导致市净率较高的组合；情绪指标对上市历史不同的股票组合的影响模式并不符合理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