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本文以2009-2020年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485,366份分析师报告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分析师的利空关注会同时抑制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对公司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当公司面临较大的卖空压力时，或分析师能力和努力程度更高时，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突出。第三，基于双重纠偏LASSO（DoublyDebiasedLASSO）回归对影响机制的遗漏变量控制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对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存在卖空压力的“大棒效应”以及信息增强的“萝卜效应”。第四，基于因果路径分析法，对多个机制间相互重要性和关联性检验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的“萝卜效应”要强于“大棒效应”，而机构投资者的直接作用要强于资本市场的间接作用。本文为探讨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中国情境下分析师关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经验证据。

自从2018年《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进行了专项修订，我国资本市场中开启了股份回购的热潮，股份回购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06年至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进行股份回购的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份回购可以抑制非效率投资，主要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抑制投资过度，以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减少投资不足。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或管理层权力较大，会抑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会加强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与完善法规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

外部失衡的实质是地区间的资本回报率差异。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发现投资限制才是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金融摩擦反而有利于降低外部失衡的规模。通过在HOM模型中引入投资限制与金融摩擦，分析表明政府对于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将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供给不足的受控产品部门，只能集中于竞争性的一般产品部门。在导致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的同时形成产能过剩，降低了民间资本的回报率，形成出口竞争性产品输出过剩资本的格局。而金融摩擦的存在，会缓解一般产品部门投资与供应过剩的局面，从而降低外部失衡。本文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困境的有效路径为：首先放松管制，其次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垄断性行业，最后再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

从微观层面联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理论与现实中都迫切关注的热点。本文借助投资者情绪这一崭新视角，探究资本市场中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是否及如何影响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并进一步分析了投资者情绪的介入是提升还是降低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伴随着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普遍增加；在总量增加的同时，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并且融资困难的民营小规模上市公司更为敏锐的捕捉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好时机，这类公司获得更多银行借款，其融资约束问题得以缓解，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然而，从获得贷款后企业投资效率的后验角度，投资者情绪高涨期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却有所降低，投资不足组的投资效率未能改善，同时过度投资组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更加严重。本研究表明，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稳定。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不同性质下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得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时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正相关性更强；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较大；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系数越高，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越大。基于上述经验证据，我们得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助长效应”和“缓解效应”，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剧了“助长效应”而减弱了“缓解效应”。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追求政治升迁的动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配对公司，在高管获得政治升迁之前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行 为，而在其获得政治升迁之后企业的投资不足现象更为严重。此外，非国有企业在高管政治 升迁前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企业更严重。我们还发现，与高管无政治升迁的公司相比，高 管获得政治升迁公司在升迁之前的过度投资额越高，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损害程度越高。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追求政治升迁的动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配对公司，在高管获得政治升迁之前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在其获得政治升迁之后企业的投资不足现象更为严重。此外，非国有企业在高管政治升迁前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企业更严重。我们还发现，与高管无政治升迁的公司相比，高管获得政治升迁公司在升迁之前的过度投资额越高，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损害程度越高。

独立董事治理是公司治理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但现有经验证据并不稳定甚至相互矛盾。本文引入新的独立董事特征——董事网络位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位置的差别对独立董事治理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特征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中心度越高，独立董事治理作用越好，表现为其所在公司的投资效率越高；在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之后可以发现，网络中心度高的独立董事既有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资不足，也有助于抑制投资过度；进一步地，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会减弱，但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没有显著差异。这些发现意味着，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是独立董事的重要特征，能够对独立董事参与公司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会依赖于公司最终控制人产权性质和地区政府干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