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用事件分析法，对 2001 年至 2018 年的明星丑闻事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 明星丑闻事件对其相关的代言公司、经纪公司和投资公司股票价格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对于代言公司而言，明星代言的沪深市场、港台市场和海外上市的公司股票超额收益也均显 著为负。而且短期内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与明星影响力显著负相关，而与事件性质(违 法或违反道德)以及事件关注度等并无显著的关系。长期来看，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 与明星影响力和事件关注度显著正相关。对于明星投资公司而言，长期来看公司的异常回报 与明星影响力、事件关注度呈显著正相关。当事件为违法事件时，投资公司的股票负向收益 变化幅度更大。对于明星经纪公司而言，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的异常回报与明星影响力以及 事件关注度均无显著性关系。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短期亲朋好友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与涉事 明星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丑闻曝光引发的股市波动会对公司产生实 质性层面的影响。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累积异常回报下降越多的公司，其下一季度收入与净 利润下降越大。

本研究对中国股票型私募基金经理的市场择时能力进行了检验，即这些私募基金经理是否具有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基金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的能力。相比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策略和资产组合的调整更加灵活，因此更有利于体现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我们从收益择时、波动择时和流动择时三个维度来对中国的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私募基金经理具有一定的收益择时和流动择时能力，但是很少有基金经理具有波动择时能力。即一些私募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收益和市场的流动性，来相应调整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但很少有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波动来调整基金的市场风险敞口。同时，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Bootstrap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显著的择时能力并不是由于运气因素所带来的。最后，我们也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的检验。我们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有助于加深理解市场的收益、波动性和流动性在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救助财务困境企业有助于恢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进而保持金融和社会稳定。但区别于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所开展的顺周期投资，困境企业救助属于逆周期投资，具有更高的行为风险和经营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困境企业救助专业性机构，如何开展投资前的救助对象筛选与投资后的风险控制，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18家财务困境企业救助的多案例编码研究及典型交易模式分析，构建了财务困境救助的投前企业筛选与投后风险分配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投前企业筛选主要识别抵偿价值、经营恢复价值和重组价值，投后风险控制关注行为风险抑制和经营风险分配。本文研究成果对逆周期投资价值识别、风险识别与控制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社会机构参与困境企业救助有实践意义。

本文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为自然实验，考察降低股利税对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股利税降低的年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和意愿显著提高，并且管理层持股越多，现金分红增加的可能性越大，而在股利税不变的年份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表明降低股利税能够激励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2）降低股利税对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或法律环境较好时显著，表明现金分红是公司治理的“果”而不是“因”。（3）股利税降低仅能激励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4）投资者认可管理层因股利税降低而增加现金分红的行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降低股利税能够达到促进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目的，但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本文采用2000年到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流动性 共性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个股的流动性共性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 水平，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负相关关系依然不变。此外，基于信息不对称的 视角，从信息透明度、两权分离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三个方面对该负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检 验，经研究发现，信息越不透明、两权分离越大的企业，其流动性共性与企业投资水平的负 相关关系是增强的;而机构投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该负相关关系是减弱的。最后，还发现 流动性共性与企业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我们对正式与非正式负债所产生的公司治理作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对中国民 营企业内的负债进行结构性区分，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负债可以提升企业的投资 效率，而金融信用负债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结果说明，商业信用负债融资可以通过 给企业提供监督而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但金融信用负债融资却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其债权人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对象。通过强化家族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所有者管理可以促进商业信用负债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但也可能会加剧大股东 对金融信用债权人的利益侵害。总体上看，债权人身份差异对应着差异化的公司治理作用。

本文研究了公司被并购对劳动力技术升级的影响。用中国上市公司 2000-2016 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在控制了公司相关变量以及年份和公司的固定 效应后，研究发现被并购后公司的劳动力总数、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非常 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均有增加，但是常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显著减少，非常规 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显著增加。此外，公司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数量和比 例均有显著上升。在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发现并购对非国企比对国企对于劳动 力技术升级的影响更加显著，对高竞争行业中的公司对于劳动力技术升级的影 响同样更加显著。本文的结果在用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后依然稳健。上述研 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对劳动力市场的技术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上交所国债数据，沿袭Bliss（1997）的研究方法，并加以改进和扩展，本文考察了五种静态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在样本内拟合和样本外预测上的表现，与Bliss（1997）的结果不同，我们发现三次平滑样条方法更适合用来估计中国上交所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模型的拟合误差和预测误差的分析，我们发现，利率期限结构并不是决定国债定价的唯一系统性因素，上交所国债的定价还需考虑国债的其他特征因素，投资者在交易国债时会将息票金额的大小和债券价格的溢价程度考虑到定价中来,这一点与Bliss（1997）的结论相同。作为本文结论的一个应用以及对Bliss（1997）方法的扩展，我们发现息票金额低的投资组合和溢价因子高的投资组合分别高于息票金额高的投资组合和溢价因子低的投资组合，本文的结论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投资学的交叉视角，大量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投资其所在地附近的企业。French and Poterba(1991)发现，美国投资者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本国资本市场，而忽略了国外的投资机会，因而将其称为本国偏好之谜Covaland Moskowitz(1999)最早将本国偏好转移到本地偏好（local bias）发现风险投资更乐意投资本地企业或者在距离上离自己办公地址更近的企业；Ivkovic and Weisbenner（2005）、Cumming and Dai（2009）、Brown etal(2011)、Hochberg and Rauh（2013）、李志萍和罗国锋等（2014）等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独立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成因和经济后果展开国内学者注意到风险投资类型的重要影响作用尤其是本地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但在我国制度环境下，相比于从本地异地视角，从政府风险投资视角研究本地偏好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本地偏好的成因。现有文献更多地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心理学理论对本地偏好进行解释，但这并不足以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依托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 地偏好，以丰富对本地偏好成因的文献解读。 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独立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程度更高；而且政府绝对控股的风险投资机构本地偏好更强；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更低，政府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程度会减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利用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对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进行解释并加以实证检验，（2）揭示了政府控股程度对本地偏好的影响。

儒家伦理反对经济组织通过非正当途径谋求经济利益，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但是，根植 于儒家的威权主义要求下级组织或个人顺从上级的权威，可能会减轻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阻力。本文 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视角出发，对上述竞争性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儒家影响与控股股东 掏空水平负相关，并通过削弱控股股东威权地位保护中小股东正当权益;(2)儒家伦理与法制存在互补关 系。此后，作者从伦理与威权冲突的视角寻找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获得了相似的结果。本文为客观 认知和评价儒家伦理和威权主义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