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维护金融稳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鼓励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如何认识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机制呢？基于此，本文以2012-2018年所有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披露的每半年度股票资产组合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较低的业绩敏感性、较低的股价同步性且与未来盈余正相关。（2）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下跌阶段，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下跌成反比，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缓解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显著地稳定金融市场。而在反弹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反弹成正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促使股票价格的反弹，进而促进公司价值回归。（3）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稳定金融的机制在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抛售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有助于机构投资者采取长期持股行为，这对促进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企业金融化业务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有何种效应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利用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关系视角，考察了金融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发现，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关系，并从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人员投入及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从作用机制上看，机构投资者参股稳定性随金融化程度的增加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促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链的垂直市场结构设计理论模型,从控制权角度探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持股比例与产业链中双重边际化现象的关系。研究表明,存在国有持股比例阈值,当国有持股比例高于阈值时,产业链中不会出现双重边际化现象,反之则相反。市场竞争状况影响产业链整体利润、上下游利润分配规则和市场需求规模,从而作用于该阈值,影响双重边际化。与水平市场结构相反,由于上下游产品间互补效应的存在,垂直市场结构中市场竞争程度越强时,双重边际化现象越易出现,该现象也越易阻碍产业链整体利润提升,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需要加以关注。因此,依据市场竞争指标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时,务必要严格区分水平或垂直市场,关注不同市场结构下竞争程度对政策实施后市场竞争均衡的不同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

《公司法》第106 条规定，公司特别决议的形成必须经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才具有效力，当公司某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后，如果该大股东不投赞成票就相当于否决了特别决议事项，从而获得了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的“否决权”。本文使用中国2007~2014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法进行拟随机实验，在有效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混淆因素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股东“否决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认为：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 的临界值后，在特定多数规则的外生冲击之下，大股东的“否决权”使得代理费用显著下降了2.9~3.9 个百分点，代理效率显著提高了15.2~26.2 个百分点。最后本文进行了理论猜想，尝试对大股东“否决权”导致的代理成本下降和代理效率提高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诠释。

本文以2003-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风投在企业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风投股东时，企业异地并购绩效更好，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当异地风投为国有背景、经验更为丰富、持股比例较低、独立风投时，咨询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优势机制与社会网络机制是异地风投发挥咨询功能的重要潜在机制。同时，异地风投的咨询作用还会影响主并公司的并购决策，表现在具有异地风投背景的企业进行异地并购的可能性更低、聘请财务顾问与律师顾问的可能性更高、进行重大交易事件的可能性更高、使用股票支付的可能性越高，说明风险投资在发挥咨询作用时会更加谨慎，更倾向于参与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并购活动，有利于降低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与主并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目标公司对主并公司价值的认可程度。本文揭示了异地风投利用其信息优势和社会网络资源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的咨询功能，首次为风险投资的咨询功能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支持，同时说明了异地风投在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形下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

文章以 2003-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及其 比例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和中间机制。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会加剧该公司未 来股价崩盘风险;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 步研究表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在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 用，而信息不对称并未发挥中介作用。文章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 素的研究，而且对于深入理解社保基金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机制、防范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提升社保基金投资业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