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范证券市场，证监会发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但退市后如何持续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盲点。本文以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为例，探讨上市公司退市后关于规章制度的一些盲点。具体如下：第一，修改公司章程中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时，并未明确指出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应该回避表决。实践中，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并未回避，导致修改公司章程中关联交易议案通过。第二，退市公司关联交易比例并无明确规定，由此可能导致关联交易比例过大。第三，控股股东利用自己绝对控股地位，否决中小股东合理提案。作者认为，针对本文提到的盲点，监管部门必须出台明确规定大股东及关联方在修改公司章程时应回避事项，而且还要明确规定关联交易的上限，持续保护退市后中小投资者权益。

控股股东利益侵占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顽疾”,近年来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但仍然收效甚微。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的行权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且这一作用是通过提高中小股东在利益侵占相关议案中的投票率、提高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关注度和增加其面临的诉讼风险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治理效应在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且当投服中心采取公开发声和参加股东大会这两种方式行权时,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果更显著。文章拓展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为投服中心保护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投服中心未来开展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股权质押融资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常见的融资现象，但是一旦 公司股价下跌，股权质押所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就会增大，也因此影响到债券 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基于 2007-2019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新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数 据，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于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大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且随着股权质押率的越高， 新发行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越大。而且公司的产权性质和牛熊市不同的市场状态 也会影响股权质押与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的关系。通过对股权质押影响债券利差 的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债券的信用利差主要是因为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后会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提高了债券的信用利差。

儒家伦理反对经济组织通过非正当途径谋求经济利益，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但是，根植 于儒家的威权主义要求下级组织或个人顺从上级的权威，可能会减轻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阻力。本文 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视角出发，对上述竞争性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儒家影响与控股股东 掏空水平负相关，并通过削弱控股股东威权地位保护中小股东正当权益;(2)儒家伦理与法制存在互补关 系。此后，作者从伦理与威权冲突的视角寻找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获得了相似的结果。本文为客观 认知和评价儒家伦理和威权主义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不同性质下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得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时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正相关性更强；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较大；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系数越高，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越大。基于上述经验证据，我们得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助长效应”和“缓解效应”，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剧了“助长效应”而减弱了“缓解效应”。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在竞争性市场中，由于私人所有权比政府所有权具有更高的效率，民营化能够 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在现实中，很多企业的原国有控股股东在民营化后仍然持有部分股份。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民营化数据，本文考察了原国有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民营化后的持股行为 由哪些因素决定。本文发现，民营企业获取政治联系的动机是原国有控股股东在民营化后上 市公司中持有股份的重要原因。政治联系对于民营企业的价值越大，原国有控股股东在公司 民营化后持有股份的可能性越高，持股比例也会越高，同时在上市公司股东中处于相对越重 要的地位。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当原国有控股股东在民营化后上市公司中持有股份时，上市 公司能够获取更多的银行借款，说明这种政治联系为上市公司带来了价值。

投资的羊群行为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是否存在羊群行为，以及公司治理是否有助于缓解投资羊群行为，本文选取1999-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存在明显的羊群特征，而投资的羊群行为明显恶化了行业的绩效。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机制与投资羊群行为显著相关，具体的，控股股东持股份额的增加加剧了投资的羊群行为倾向，董事会中薪酬委员会的设立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投资的羊群行为倾向。

本文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并形成民营股东控股、但股权制衡结构不同 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是否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以及民营控股股东政治关系 对制衡效果的影响。本文发现，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 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 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控股股东更可能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