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中的一些因素会对公司管理层进行应计盈余管理起到限制作用，其是否也会影响公司管理层进行真实交易盈余管理尚未有充足的证据。因此，本文就股权制衡这一治理结构安排与公司管理层进行的真实交易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制衡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管理层在产品成本方面的真实交易盈余管理和整体调节利润的操纵程度。本文对股权制衡会抑制真实交易盈余管理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为进一步认识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功效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本文以动态权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非对称特征。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倾向于维持目标现金持有水平，并在偏离后不断调整，支持动态权衡理论。（2）调整成本的差导致调整过程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过度持有的调整速度明显快于持有不足的调整速度。（3）就调整方式而言，调整过程主要通过内部融资来实现，而债务融资和股利分配政策则作用甚微；就调整动机而言，预防性动机和投机动机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上述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运用ADL模型实证检验1995-2004年中国和世界主要股市的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在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与西方主要成熟股票市场相比并不异常。经过检验发现，股票收益与实质经济和货币政策都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并不支持代理假说；同时，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货膨胀提高了实际收益，通货紧缩降低了实际收益，通货膨胀幻觉是导致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呈现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通过考查2000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与董事突然死亡事件，实证分析了其价值及影响价值的因素。研究发现，董事长和监事长的价值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可，而CEOs的价值则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即CEOs的突然死亡不仅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443%，还会导致其在（0，1）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0.316%。对于董事，研究发现非独立外部董事与独立外部董事的价值都得到了充足证据的支持，即非独立外部董事突然死亡不仅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498%，还会导致多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显著的负值；独立外部董事突然死亡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294%以及多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显著的负值。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研究发现创始人身份以及职业化水平是影响高管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官员背景则是影响董事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独立董事。但相比之下，高管或董事的年龄、教育背景、已任职期限、任职企业类型、信息披露时间间隔以及是否为明星等个人特征对其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世界经济变迁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有粗放模式的经济高速发展。经过技术创新形成较强的产业链，从制造大国转向金融强国和科技强国。像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模式能够成功转型并非是件易事。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更多是销售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多年以来，我国的外贸顺差的压力都比较大，这两年贸易摩擦事件频繁。当企业的成本优势消失之后，中国公司将在其他领域竞争。然而，企业在持续的创造工艺能力、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及相应的制度变迁，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支持。从历史上看，债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股市要想吸引社会资金的投资必有价值和政策的明确性。可现阶段的经济和股市告诉我们，在复杂国际环境效应下，中国的债市发展的路途更加坎坷。

集邮界对什么是影响邮票回报最重要的因素一直存在重大争议。邮票的发行量、消耗、 以及题材等因素都是影响邮票存世量或需求的重要因素，因而会对邮票的回报产生显著影 响。但到底哪种因素更为重要，各种因素分别有多重要？大家众说纷纭，对这些问题一直也 没有系统的量化分析来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新中国邮票的发行后长期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新中国邮票为集邮者提供了不菲的收益率，显著超 出同时期的一年定期存款回报。在决定新中国邮票长期超额年回报率的因素中，与消耗相关 的因素最为重要；发行量是显著影响邮票回报的因素之一，但其经济意义较弱，且对编年邮 票回报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题材对早期邮票回报影响微弱，但近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题材对邮 票回报影响巨大；此外，邮票的设计印刷对回报也有一定影响。本文的证据支持集邮界提出 的“消耗为王”观点。

困扰资本结构实证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设计一套实证研究方案，排他性地证实或证伪资本结构的某个理论支系。本文通过一套排他性的实证设计，观察四个控制子样本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并推断出哪个理论居于支配性地位。研究结果支持了动态权衡理论，即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阻碍了公司趋近其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越低，公司趋近目标资本结构的行为越明显；中国关于股票回购的限制阻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中国并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融资优序理论和“股权融资偏好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公司资本结构调整行为。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购买持有超额收益方法还是使用日历时间组合方法都可验证中国上市公司实施定向增发后2年内总体上表现强势特征，这与美国股市私募发行后公司长期业绩表现不佳的结论相反。并且对于全部定向增发样本，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后5年的经营业绩都要显著好于与配比公司，验证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宣告信息反应不足。此外，我们没有发现直接证据支持大股东将定向增发作为“掏空”上市公司进而实现利益输送的工具。

本文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将公司治理视为一个拟生产函数，揭示了公司治理的本质作用，从而解决了如何将公司治理从纷繁的治理机制表象中抽象出来的核心问题，为进行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推导提供了概念和方法论支持。然后从公司治理本质作用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公司治理效率值指标，并在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整体状况，结果表明：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来说，绝大部分公司治理没有达到有效状态。再后利用公司治理效率值指标构建投资组合，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有效股票投资组合的流通市值加权平均年收益率均好于其他投资组合，说明好的公司治理的确能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为公司治理能够指导投资者行为提供了证据。

本文通过2004—2007年的1173件现金股息宣告事件对自由现金流假说进行了验证。我们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背景下，股价对大的股息变动公告的反应不支持自由现金流假说。对于股息增加和降低，高q公司和低q公司的平均积累异常收益显著异于0。在控制了股息变动、股利收益和公司规模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股息公告后的资本支出进行考察，发现股息增加的公司并未减少其未来投资金额，即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息政策无法达到限制过度投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