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的净流入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信息，也是投资者选股考虑的主要因素。定单流是衡量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指标，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蕴含着投资者的买卖信息。本文从投资者期望效用最大化角度，将定单流引入投资组合模型。通过定单流指标确定组合权重，构建定单流冲击下的证券投资最优组合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根据定单流指标确定投资权重，能取得更好的投资收益。

本文考虑一个面临经营性风险（非系统风险）的企业家，在给定的债务及企业所得税率下，如何通过消费平滑、企业资本投资、破产保护以及金融风险投资，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公司金融问题。本文得到了非风险中性下企业资本价值的半闭式解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和最优破产阀值。对应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CAPM）理论，得到了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贝塔系数、系统风险溢价和非系统风险溢价（idiosyncratic risk premium）。不同于传统观点，非系统风险溢价严格大于零。这些结论和数值计算表明，企业家的风险态度对企业资本价值、最优资本结构，资本投资策略、破产水平、贝塔系数、非系统风险溢价、期望收益率等具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考虑一个面临随机需求风险的企业家，如何通过消费平滑、风险对冲及有成本的动态调整资本资产规模，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公司金融问题。运用动态随机控制方法，得到了非完备市场与非风险中性下企业资本的平均价值与边际价值的半闭式解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基于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CAPM）理论，得到了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企业的贝塔系数和风险溢价。数值结果表明，在非完备市场下企业家的风险态度对企业资本价值、贝塔系数、风险溢价、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等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将影响国家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风险选择。为此，本文用三次效用函数刻画外汇储备资产投资在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三原则之间的权衡关系，建立了基于效用最大化下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币种结构理论模型，并利用真实数据，构建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与风险收益之间的一般线性计量模型和“多元时序和滞后协整混合模型”，采用了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1）储备货币收益率及其三阶矩对储备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具有显著正效应；2）总体来看，国家外汇储备投资是风险规避型的。

本文使用OLS、VAR、VECM-GARCH模型和动态OLS四类模型，分别在方差最小和效用最大化两类评估框架下搜寻我国燃油期货的最优对冲比率及其期限，并使用夏普比率的修正形式对样本期内外各类不同期限的套期保值策略有效性进行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以双周为期限，基于效用最大法的VECM-GARCH模型表现最好，其平均夏普比值可以高达2.96；这说明我国油料期货市场的投资者应充分利用波动率择时能力，选择合适的套期保值比率及其期限。

对期货市场最佳套期保值比率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组合资产收益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研究最小风险套期保值比率；另一类是同时考虑组合资产收益和收益方差，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均值－风险套期保值比率。研究套期保值的模型方法一般运用以下六种: 传统回归模型（OLS）、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误差修正套期保值模型（ECHM）、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EC-GARCH）、VaR最小方差套期保值方法（VaR）、基于几何谱风险测度GM的期货套期保值模型（GM）。本文比较了以上六种模型方法各自的优势和缺陷。

按照持有期货合约的部位，将商品期货交易者细分为：标的商品生产商、加工商和投机者。在满足终期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通过联立商品期货、现货和证券市场，推导出一个商品期货投资收益模型，证明了商品期货投资收益由期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溢价和非系统性风险溢价两部分组成，并解释了“持有期成本套利”、“现货/期货溢价”和“资本资产定价”三种理论适用于确定商品期货投资收益的前提条件。根据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的实证结论，说明发展商品基金、减少证券—商品期货市场跨市场投资的交易成本等措施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使用期货作为套期保值的工具已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理论层面面上，传统的最优套期策略建立在预期效用最大化上。换而言之，也就是最小方差标准。虽然这些理论被广为接受，但是对其他方法的寻求从来就没有停止。在实证层面上，期货套期保值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关于期货套期的计量经济文献。在对套期比进行估算的研究中，更为有名的可能算是金融时间序列。许多更为复杂的 估算方法也有此提了出来。在本文中，我们回顾了期货套期的新发展；描述各种方法的理论基础；讨论了各种方法的经济应用。

本文从日本的商业银行具有高不良贷款的现实出发研究大藏省（监管者，代表政府，属于委托人）的行为，第一部分的引言强调研究大藏省的行为的必要性与研究方法，并且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二部分扩展了基本的监管模型，研究了大藏省在假定的支付矩阵下的行为，第三部分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日本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原因之一是大藏省在不同的行为参数下，依赖自己的行为参数从效用最大化出发进行博弈的结果。

摘要：本文从日本、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具有高不良贷款的现实出发研究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代理人）的行为，第一部分的引言强调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行为的必要性，并且对现有文献进行 了回顾。第二部分扩展了基本的监管模型，研究了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代理人）在支付矩阵下的行为，第三部分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是因为商业银行在不同的行为参数下， 依赖自己的行为参数从效用最大化出发进行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