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才等六个一级指标和二十六个二级指标构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进一步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论如下：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银行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和数字化技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 “融资期限结构调整”机制和 “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分析师关注、高研报关注，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低信息披露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改善其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而提升了其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同时缓解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但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显。研究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利用 2008-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单笔抵(质)押银行贷款为研究数据， 检验了专利质押贷款获得以及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专利价值越高，越可能获 得专利质押贷款，且上述关系在民营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贷款合约中专利数量越多，引用量越高，其贷款规模越大，贷款期限越长，上述现象在民营 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最后，我们还发现，与非专利质押贷款的企业相比，银 行倾向于向专利质押贷款企业发放更大额度的信贷，更多的长期借款和新增借款，说明专利 质押贷款存在溢出效应。本文的证据综合表明专利能够帮助银行进行信贷决策，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

基于上交所国债数据，沿袭Bliss（1997）的研究方法，并加以改进和扩展，本文考察了五种静态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在样本内拟合和样本外预测上的表现，与Bliss（1997）的结果不同，我们发现三次平滑样条方法更适合用来估计中国上交所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模型的拟合误差和预测误差的分析，我们发现，利率期限结构并不是决定国债定价的唯一系统性因素，上交所国债的定价还需考虑国债的其他特征因素，投资者在交易国债时会将息票金额的大小和债券价格的溢价程度考虑到定价中来,这一点与Bliss（1997）的结论相同。作为本文结论的一个应用以及对Bliss（1997）方法的扩展，我们发现息票金额低的投资组合和溢价因子高的投资组合分别高于息票金额高的投资组合和溢价因子低的投资组合，本文的结论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含有时变高阶矩的条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出发，基于我国上证 50ETF期权数据，检验了期权隐含的风险中性各阶矩的期限结构中是否包含有助于预测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的有效信息。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的数据降维方法，我们发现：在 2015 到 2020年样本期内，从 50ETF 期权的隐含方差和高阶矩的期限结构中所提取的因子能显著地样本外预测未来 2 至 8 周的市场收益，且该预测能力在控制了常见的经济预测变量后仍十分显著。并且，从期权隐含方差的期限结构中所提取的因子能样本外预测市场波动。基于上述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预测的择时策略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显著的经济价值。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有别于已有文献中的经济预测变量，50ETF 期权市场可为投资者提供关于市场收益与风险之间短期权衡关系的特有信息。

随着金融市场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渗透，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在阐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接着，运用SVAR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 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影响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进而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且它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期限结构效应”，即互联网金融发展在短期内会增加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来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不大，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可作为互利共生的事物共同发展。 最后，本文分析了结论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32家商业银行2003-2011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并考察了股权结构变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的信贷总量增速和中长期贷款占比表现出逆周期特征，短期贷款比例与之相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占比的提高均会强化银行信贷总量增速的逆周期性，外资持股比例的增加则会弱化该特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会加强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外资股占比较高的银行则会削减短期贷款投放规模。

本文讨论当投资者面临流动性冲击的情况下，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问题。如果银行可以选择长期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但却无法向投资者对其资产选择做出可置信的承诺时，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情形相比，均衡时的资源配置将发生严重的扭曲：短期利率过低，长期利率过高，并且银行所选择长期资产的风险也将高于社会最优水平。但是，如果监管部门可以针对银行的利率期限结构加以有效的规制，那么，长期资产的风险水平可以恢复到社会最优的水平。

本文提出国债组合投资的多阶段随机规划模型，导出基于未来利率市场不确定信息的具备动态调整 特点的国债组合积极投资策略。该模型采用利率水平、斜率和曲率的“三位一体”的离散情景树刻画未来 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演化过程，其中特别考虑了广义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通过最小化国债组合收益的CVaR 风险，对国债组合进行积极动态配置；同时兼顾国债投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等要求，实现了国债组 合投资与管理中利率风险规避和收益能力的有效匹配。实证研究表明，与传统久期配比免疫模型相比，该 模型确定的最优策略不仅能够为国债组合提供更强的抵御利率风险能力，同时能够稳步提升其收益空间， 对于金融机构实现国债投资的积极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晋升激励的视角，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样本验证了政府股东的“政治观”。我们考察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对当地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及如何修正官员考核体系以抑制不良贷款的累积。结果表明晋升压力大时，当地城商行会减少贷款量，但官员任期会弱化这种作用；从期限结构来看，减少的都是短期贷款，且会增加中长期贷款。同时城商行会减少批发、制造业贷款而增加建筑、房地产业贷款，也会有较低的拨备覆盖率和较高的集中度、关联贷款及不良贷款率，且除关联贷款之外，官员任期大多对二者关系有一定的强化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晋升压力的增强会通过增加城商行的建筑和房地产业贷款、降低拨备覆盖率、提高集中度的途径形成不良贷款，并且在官员考核中增加环境、民生指标的比重能够有效抑制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