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微观外汇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借助于Evans 和Lyons（2001）提出的微观外汇 市场结构模型，详细剖析微观外汇市场汇率决定的核心变量――定单流，指出其功能及在汇 率决定中的应用。并分别利用美元与马克以及美元与人民币两个货币对的实际数据通过协整、 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最小二乘回归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美元汇率波动与定单流 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整体来看人民币/美元定单流的解释能力没有马克/美元定单流 的解释能力那么强，说明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微观汇率决定理论的部分前提基础条件， 但是，我国外汇市场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较低是制约定单流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现金流权水平对公司价值的非对称影响。理论上基于Johnson等(2000a)、La Porta等(2002)线性关系研究，通过静态模型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且投资机会高低对现金流权激励效应有非对称影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现金流水平低于均值时，不具有激励效应，而高于均值时，则具有激励效应；相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具有侵占效应，绝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水平和公司价值无关。当投资机会高时，现金流权具有激励效应，而投资机会低时，现金流权不具有激励效应。

金融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其外在表现为各种风险的积聚状态。本文依据脆弱性测 度指标体系的结构化特点，构建具有时效性的银行体系脆弱性核心测度指数，识别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运用平滑区制转移模型（STAR）研究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并利用自助抽样法对中国未来 一段时期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变化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7 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较高，并持 续在较高的水平上振荡；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路径是非单调积聚的，从高区制状态返回到低区 制状态需要较长时间；自助抽样预测表明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银行体系脆弱性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一直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都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为反思银行经营模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发展为透视银行的本质提供了深刻洞见，人们认识到银行之所以存在根本之处在于金融功能一体化。本文在KRS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了活期存款、贷款承诺和定期贷款这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转型的事实进行了实证考察，由此提出银行制度边界的命题。

本文基于不完全信息Stackelberg 寡占模型，首次将博弈研究用于分析Shibor 存款利率定价。 在假设部分报价行之间存在合谋定价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三种市场战略结构中银行的报价行为。研究显示： 在Bertrand 双寡头市场结构中，报价行间合谋定价操纵Shibor 存款利率的行为不可能实现。而在Stackelberg 寡占市场结构中，参与合谋报价的银行利润可以显著的提高。由此得知，尽管群体操纵Shibor 存款利率定 价的行为不会存在，但个别报价行确实存在通过控制Shibor 存款利率定价操纵市场的机会。此外，参与合 谋的报价行拥有存款供给对Shibor 存款利率调整敏感性的信息优势，通过影响未参加合谋报价行预期的策 略，可以获得更多的均衡利润，挤占未参加合谋报价行的市场份额。有鉴于此，文章最后提出了预防并限 制报价行违规行为的若干对策。

通过对LLSV模型的扩展，构建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影响两期静态理论模型，研究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终极控制人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情况下，“隧道挖掘”成本越小，企业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时，终极控制人越易进行过度投资；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易过度投资；负债融资具有一定的相机治理效应，可提高终极控制人的投资决策点，抑制终极控制人过度投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这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凸显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以美元为核心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改革现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建立货币区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但在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区不可避免“三元悖论”困境。本文提出的贷款准备金政策框架模型能够解决货币区在保证其内在要求的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基本前提下区内各个成员的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

金融收益率分布的肥尾已广为人知，并发展了许多模型来刻画肥尾。另一个特征，即分布是有偏的，却受到较少关注。我们运用Fernandez-Steel方法，在对称分布的基础上构造出有偏分布，并结合APARCH模型，研究波动率的预测。实证结果发现，有偏性对波动率模型的拟合和预测都有显著影响，向前预测的步数越多，影响越明显。

结构性产品以其设计的灵活性、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以及丰富投资品种等优势，一经产生便获得迅猛发展，很快成长为全球固定收益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结构性产品成为某些分析者眼中的替罪羊，为结构性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评级机构也随之声名狼藉，成为众矢之的。首先简要介绍结构性产品的评级过程和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方法，然后分析评级中可能存在的模型风险、评级套利(rating model arbitrage, 又称为rating shopping)、内在利益冲突(inherent conflicts of interest)以及其他衍生的问题，最后探讨我国改进结构性产品信用评级质量的方向。

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由来已久，然而用粘性价格假设下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却是学术界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本文在一个一般形式的效用函数设定下，运用新近发展的二阶近似技术，在一个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多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在其他参数固定于一个简单“标准值”的情况下，模型可以得到单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规模越小、国际产品替代弹性越大、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越大、货币需求弹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大，固定汇率制度越占优于浮动汇率；当其他参数在更为一般的空间取值时，我们发现虽然大部分结论依旧成立，但一些因素，比如支出转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