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 ESG 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 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 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系统解构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文章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视角,考察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扶贫参与的促进作用。文章立足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大量国有股权的基本现实,根据股权结构影响企业行为的基础逻辑,系统分析了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扶贫参与的积极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基于2016-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文章实证研究发现,国资参股明显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扶贫参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资参股通过提升民营企业的资源基础和强化民营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而产生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作用在有同省份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企业、政府干预较强地区及贫困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探索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学理关系,从理论上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研究,为“十四五”时期巩固扶贫成果以及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反贫困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

IPO过程中是否存在向上盈余管理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持久关注的话题，动机和机会是影响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检验了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决策主体利益函数变化对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IPO过程严苛的法律监管和高额的法律风险，IPO前向上盈余管理幅度显著低于IPO后的盈余管理幅度，上述现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为明显，而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获得实质性流通权的民营上市公司当中。这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了大股东的盈余管理动机和盈余管理行为模型，未来监管的重点应该后置，需要特别关注最终控制人股票限售期期满之时的会计质量。

考虑到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状况的差异（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至2011年的样本，基于两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大股东未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倒U型的先增后降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股东-经理人代理理论（监督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管理层可能表现为监督不足或者监督过度；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U型的先降后增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大-小股东代理理论（侵占支持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企业可能表现为利益侵占或利益支持。

本文利用Wang(2010)提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针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09年面板数据研究融资约束对其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而在公司微观层面为技术效率以及融资约束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采用传统指标(公司规模、杠杆率和公司年龄)以及依据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估计的融资约束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融资约束对于公司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利用短期融资券推出作为自然实验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更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着力完善信贷市场机制，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为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奠定基础。

本文运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检验公司会计信息风险在考虑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的背景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银行借款期限，研究结果发现，在商业银行面对高的信息风险情况下，会减少长期信贷，但仅对高的固有会计信息风险进行调整，然而，在考虑政治关系的情形下，商业银行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长期信贷的发放弱化了对会计信息风险的依据，这说明政治关系的存在降低会计信息风险对银行借款的影响，且这种现象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更为明显。

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是否能够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负相关；而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正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寻租假设，即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来俘获掌握着财政补贴支配权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而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收入；在制度约束弱的地区，这种寻租行为更加盛行。就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支出会导致整个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在承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表明，企业规模、所有者性质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规模、不同所有者性质的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探讨其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是增大的；国有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其中民营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小；同性质下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也存在较大差异，规模大国有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大于规模小国有上市公司，而规模大的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小于规模小的民营企业。

论文以2005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检验分析了金字塔内部结构特征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中都普遍存在自由现金流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2）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链条数和总体复杂度都显著助长了民营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但金字塔的这些结构特征变量并不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3）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股权分置改革对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