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关系愈加紧密。本文首次从投资者异质性和外汇干预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结果显示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是时变性，且投资者异质性是导致时变性的重要因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用SV-TVP-SVAR模型，利用2005年汇改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股价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地时变性；汇率变动与股价波动之间不一定存在汇率升值——股价上涨的同期关系，但对于我国而言，2009年之前存在人民币升值——股价上涨的联动效应，但2009年之后却出现人民币升值——股价下跌的联动效应。

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进口商标价货币选择模型，来研究出口商货币升值预期对进口商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风险中性和价格刚性假定下，理论上升值预期对出口商货币的使用会产生三种影响：不变、增加和减少，但是一般情况下，当存在大幅的升值预期时，会减少出口商货币的使用。日元在出口中使用的历史经验证明了模型的结论，同时表明，商业压力和政治事件是贸易企业形成大幅升值预期的最重要的信号和依据，这要求为了推行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控制大幅升值预期的形成。

持续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金融稳定的重要问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亟需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基本面、汇率制度和国际因素三个维度选择影响汇率预期的13个经济变量，利用因子分析法对经济基本面维度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再进行因子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差额因子、即期汇率走势和美元指数是影响短期汇率预期的主要因素，而竞争优势因子、美元指数和国际政治压力是影响中长期汇率预期的主要因素。更进一步地，本文进行递归方差分解分析，发现美元指数和贸易差额对短期汇率预期波动的贡献度较大；而净对外资产和BS效应对中长期汇率预期波动的贡献较大。

持续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是当前影响汇率改革和金融稳定的一个难题,因而，深入研究我国外汇市场参与者的汇率预期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采用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的汇率预期数据，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特征，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人民币汇率预期是非理性的，70%以上的机构采用外推预期模型预测汇率，50%的机构能够根据自适应性模型修正以往的预测错误，而采用回归预期模型的机构比例较低，为30%左右，说明大多数金融机构预测汇率走势时主要参考汇率的历史走势。因此，本文认为从管理预期的角度出发，央行应减缓汇率升值速度，同时应关注汇率预期的异质性及其变化。

大众和媒体认为我国股票市场2006 年开始的牛市行情是人民币升值所致。本文使用 现代资产定价模型否定了这一说法的价值基础。本文发现：本币升值预期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存在一个上限，该上限由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决定，而且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人民币升值速度 的提高不敏感。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升值预期会使得股票的市盈率一次性上涨，之后将逐 步开始下降，并在升值预期结束时回到长期均衡水平。借此分析，本文得到两个预言：第一、 由于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有限，人民币升值不能为A 股市场的大幅增长提供坚实的价值基 础；第二、股票价格会在汇率升值结束之前进入下降阶段，这一预言被牛市行情后的股市急 跌所证实。

本文研究汇率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资本市场均衡决定，并给出比较静态性质。我们发现，本币升值预期对资产市场的影响不会超过预期货币升值幅度，本币升值速度的提高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不敏感。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升值预期只会使资产的市盈率一次性上涨，资产升值之后将开始逐步下降，并在升值预期结束时回到长期均衡水平。汇率升值过程的不确定性会增加热钱投机的风险，进而降低资本市场的膨胀程度。提高升值速度未必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当存在资本流入障碍时，更多热钱流入的条件是资本流动速度对利差的凸性。本文预言的资产价格运动趋势和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一致。

当出口在一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时，汇率调整就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其传导渠道备受关注。文章构建测算传导渠道的模型，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出口需求、资源配置和效率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其中出口需求渠道的作用最强，效率渠道的作用次之，资源配置渠道的效应最弱。但资源配置渠道的影响效应为正，即汇率升值通过资源配置能带动就业；而出口需求和效率渠道的影响效应为负，即汇率升值将通过出口需求和效率变动减少就业。文章据此提出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应采取何措施缓解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本文以日元升值过程中的“双盯住政策”(盯住外汇市场和盯住实际汇率)为基 础，研究汇率升一值压力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方式。经验结果表明:短期内，提高利率紧缩 经济不仅可以实现被动式升值，而且能有效控制通胀率，而主动性大幅度升值可能会陷人类似 日本经历的困境。若利率政策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人民币汇率主动式小幅度升值能 有效抑制通胀;长期中，“紧缩性盯住”(降低货币供给、提高利率和其他措施)并不一定会带来 经济衰退、为避免“流动性陷阱”，“紧缩性盯住”优于日本式的“扩张性盯住”。文章最后给出 了中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一些政策建议。

今年年初以来，日本、美国等外界又纷纷提出人民币要升值，甚至重提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的压力。 本文认为，虽人民币汇率有一定升值压力，但未必象外界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在短期仍要保持稳定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