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理论模型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下汇率制度的选择。通过比较不同资本账户开放速度、不同汇率制度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通胀率与汇率的波动情况，并进行福利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汇率制度从相对固定转化为浮动，福利损失不断下降，且随着资本账户开放速度的提高福利损失下降的幅度降低；（2）在本文设定的各种汇率制度下，资本账户的开放都是有助于福利提高的，特别是在资本账户开放速度提高的初始阶段，福利会有显著地提高；（3）资本账户开放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同时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本国的福利最优。本文的结论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开放事实的支持。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汇率制度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造开放型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一国汇率制度选择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条结论：(1)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行相对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本国福利的提高，这种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尤为明显；（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增加本国的福利损失，且在越为固定的情况下，这种福利损失越为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在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下，福利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这种降低更为明显。本文最后还通过对 20 国集团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将进行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改革，那么两项改革应该如何匹配进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探讨了两种不同利率规则下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优匹配。经研究发现：（1）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2）非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当金融发展速度较快汇率制度较为固定时，本国福利会有显著的降低。本文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生产网络带来的间接影响。从一个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由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的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80%的部分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而美元的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65%的部分是网络影响。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到了汇率变动的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

对于外汇市场防线的建设，笔者特提出以下建设方法： （一）争夺市场焦点，完善口头干预和新闻战术 （二）抓紧创立我方可控的几个市场主导数据 （三）更新汇市调控策略，以分段式干预取代原有的常规干预。 （四）防守时，运用锚点解毒剂。 创立市场可控的主导数据相对紧迫。美国方面早在2009年的3月份就展开演习，由美国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兰德公司，彼得森研究所，华尔街人士组成的团队，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衍生品市场对抗，汇率战等问题展开演练。如果我们在外汇市场防线的建设上犹豫，有损的将可能是大局。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利用一分钟间隔的交易数据，结合 VECM 模型和 BEKKGARCH 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的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冲击是否改变了离在岸汇率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空事件还是利好事件，事件前后离在岸汇率之间始终存在协整关系，且离岸汇率占据主导地位，当二者出现偏离时多数情况下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靠拢，且离岸汇率始终是在岸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事件冲击显著增大了离岸汇率对来自在岸汇率的脉冲响应程度。当中美爆发贸易冲突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时，离在岸汇率的波动率会显著增强，此时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变得更加显著，事件冲击增强了在岸汇率向离岸市场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利空消息与利好消息产生的上述影响并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别。

使用DCC-GARCH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与东亚六种货币汇率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总体来说，危机后各货币的同步性程度均有所增加，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提升；第二，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的相关性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危机前东亚货币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但危机后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并且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及贬值时，才表现出与人民币的相关性，而人民币贬值幅度越大，东亚货币的贬值幅度也越大；第三，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在金融危机前后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本文选取了2011年1月1日到2012年10月10日的人民币汇率作为数据源，采用了BP神经网络动态模型与ARMA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表明：预测人民币汇率的涨跌方向上和预测人民币汇率大小偏差上，BP神经网络动态模型的预测效果都要好于ARMA模型的预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