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动量因子是资本市场上表现最为稳健强劲的投资因子之一，本文研究了中国股市和债市间的动量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我国股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6 个月，债市动量持续期约为 12 个月，并且股市和债市之间存在动量溢出效应，股市持续上涨对债券价格有负面影响，而债市持续上涨对股票价格影响则是正面的。基于动量溢出效应构建的跨资产动量组合收益高于传统动量组合，风险对冲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两个市场间的动量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在股市动量传导至债市渠道上，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中介作用，该作用在股市牛市期间显著，而在股市熊市期间不显著，在债市动量传导至股市渠道上，股市融资机制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拓展了国内动量效应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制定科学投资策略，为监管机构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依据。

股权质押融资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常见的融资现象，但是一旦 公司股价下跌，股权质押所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就会增大，也因此影响到债券 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基于 2007-2019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新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数 据，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于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大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且随着股权质押率的越高， 新发行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越大。而且公司的产权性质和牛熊市不同的市场状态 也会影响股权质押与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的关系。通过对股权质押影响债券利差 的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债券的信用利差主要是因为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后会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提高了债券的信用利差。

最近2014-2015年我国股市出现大幅波动，这为研究极端市场条件下指令不平衡与收益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背景。本文基于上证50成分股的高频数据，研究了极端市场条件下指令不平衡与收益的关系。我们发现：(1)指令不平衡与收益在横截面上正相关，相比于正常市场条件相关性在极端市场条件下更大；(2)指令不平衡与同期收益呈现显著正的相关且熊市期间的相关性要显著强于牛市期间，指令不平衡与同期收益的关系随着市场状态的变化而变化；(3)指令不平衡对收益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且在牛市和熊市期间预测能力相差不大；(4)以上结论在控制Fama-French三因子后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极端市场条件下价格有效性较低，我国股市有效性亟待完善。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长期后续效应是造成中国股票市场熊市的原因之一。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策租金与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政策租金经高价IPO行为与股权分置政策而得以累积，又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合理的对价支付水平而得以释放。文章建立一个合理对价率模型，测算得到的合理对价率与实际对价率的偏离度达2倍以上，证实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侵占的政策租金规模。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

本文研究了基于非预期非流动性新信息视角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效率。首先比较了不同的市场态势下非预期非流动性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并且研究了投资者能否基于当期的非流动性新信息进行套利。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证A股市场中，熊市阶段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非预期非流动性；市场对非流动性新信息反应不足，我国上证A股市场存在套利机会。

基于国内普通股票型基金2004~2010年的样本，我们发现总体上基金的现金流与当期业绩成正比关系，同时与前期业绩成反比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由于基金业绩在不同市场周期具有不同的持续性，投资者在基金收益的同时会考虑到期业绩持续性。牛市中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差，投资者倾向赎回前期业绩较好的基金；而在熊市，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强，投资者倾向赎回业绩垫底的基金；实际上，基金投资者能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我们的结论支持基于当期基金业绩-现金流关系对基金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并对国内“基金赎回异象”作出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