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股价崩盘风险与公司银行贷款和现金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公司所能获得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小、成本越高；与此同时，股价崩盘风险高的公司会选择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相应的，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也更高，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股价崩盘风险与公司现金持有、现金持有边际价值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外部资金依赖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研究表明，股价崩盘作为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公司隐藏负面信息的极端后果，银行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并在信贷决策上进行调整，而公司在外部融资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会更加依赖内部融资，基于现金的预防性动机，选择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本文不仅从融资决策的角度探讨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经济后果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同样拓展并丰富了银行信贷机制和公司流动性管理的相关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从宏观经济形势的视角，以沪深两市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在金融危机前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差异。对现金持有水平，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两个方面的实证检验表明，危机之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明显增加，其中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最为明显；危机之后上市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系数增大，说明企业更多的从内部现金流中保留现金。同时，经过样本对比分析发现，在危机期间增加现金持有量有助于减小企业的业绩下滑幅度，同时发现现金持有水平对业绩的影响效果并非稳定不变的。

本文以动态权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非对称特征。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倾向于维持目标现金持有水平，并在偏离后不断调整，支持动态权衡理论。（2）调整成本的差导致调整过程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过度持有的调整速度明显快于持有不足的调整速度。（3）就调整方式而言，调整过程主要通过内部融资来实现，而债务融资和股利分配政策则作用甚微；就调整动机而言，预防性动机和投机动机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上述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在股权集中、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中国市场上，上市公司高额持有现金水平是否出于控股股东侵占需要？若答案肯定的话法制环境改善能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文基于2004-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代表控股股东侵占的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比例越高，而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好的情况下，分离度对现金持有比例的影响减小。进一步研究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从公司治理角度揭示了中国企业高额现金持有现象产生机制及市场影响，同时也从现金持有角度提供了控股股东侵占的新证据。

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在承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表明，企业规模、所有者性质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规模、不同所有者性质的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探讨其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是增大的；国有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其中民营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小；同性质下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也存在较大差异，规模大国有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大于规模小国有上市公司，而规模大的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小于规模小的民营企业。

本文在Tirole（2006）的基础上，对公司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2007-2009年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为样本，用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验证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金持有对公司业绩和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金持有多的公司业绩显著更好，表明公司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在危机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为我们从流动性管理角度思考公司的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掠夺理论表明比竞争对手持有更多现金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品市场业绩。本文基于现金的平均效应与区间效应探讨了现金持有量对产品市场业绩的影响。本文发现，就平均效应而言，企业在当期比竞争对手多持有现金将对下期的产品市场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就区间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与产品市场业绩之间的回归系数呈现出随着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的趋势。为了究其原因，本文进一步对现金持有量与投资支出、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检验。结果表明大量持有现金引起的过度投资是造成现金持有量-产品市场业绩区间效应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且最终也损害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还发现行业的竞争强度以及整体财务状态也会影响现金持有量与产品市场业绩之间的关系。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来研究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是当前公司财务学的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根据Almeida et al(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从资产规模、股利支付和控制权性质三个融资约束分组标准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结论表明，融资受约束和不受约束的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显著为正，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别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非常的正显著，都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不够完善，大多数公司仍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可能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滥用“自由现金流”的现象。因此本文的结论不能有效的支持融资约束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这一假说，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不能有效区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公司，其作为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假说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