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了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 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较轻。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8-2010 年的样本数据， 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拥有越多自由现 金流量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高；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公司， 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发现拓展了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 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如何影响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乃至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It has been long that literature in finance focuses mainly on price and return but much less on trading volume, even completely ignoring it.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on supply-demand quantity and trading volume in neoclassical finance models. Contrary to one of the clearest predictions of rational models of investment in a neoclassical paradigm, however, trading volume is very high on the world’s stock market. Here we extend Shi’s price-volume differential equation, propose a notion of trading conditioning, and measure the intensity of market crowd trading conditioning by accumulative trading volume probability in the wave equation in terms of classical and operant conditioning in behavior analysis. Then, we develop three kinds of market crowd trading behavior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and test them using high frequency data in China stock market.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we find: 1) market crowd behave coherence in interaction widely and reach agreement on a stationary equilibrium price between momentum and reversal traders; 2) market crowd adapt to stationary equilibrium price by volume probabilit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crowd and environment (or information and events) in an open feedback loop, and keep coherence by convers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traders when it jumps and results in an expected return from time to time, the outcome of prior trading action; 3) while significant herd and disposition “anomalies” disappear simultaneously by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 certain circumstance, other behavioral “anomalies”, for examples, greed and panic, pronounce significantly in decision making. Specifically, a contingency of return reinforcement and punishment, which includes a varie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produces excessive trading volume. The behavioral annotation on the volume probability suggests key links and the new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finance for quantitative behavioral finance.长期以来，金融的学术文献主要关注价格和回报率，很少考虑甚至完全忽视了交易量。新经典金融模型就没有供需量和交易量的信息。然而，与新经典框架理性投资模型的预计结果不同，交易量在世界的股票市场上是非常大的。我们基于Shi的价-量微分方程，根据行为分析中的经典性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提出了交易性条件反射的概念，并且用该方程中的累计交易量概率来计量市场群体交易性条件反射的强度。由该方程，我们得到三种市场群体的交易行为模型，并且用我国股市的高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难发现：1）市场群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普遍地表现出相互一致的行为特征，趋势和反转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稳态均衡价格；2）交易行为有时会导致稳态均衡价格出现跳跃、带来预期收益率，这时，市场群体在开放的反馈环中，通过与环境（或信息和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成交量概率的增加或减少来适应该均衡价格的变化，趋势和反转交易者也会通过相互转换保持市场群体行为的相互一致性； 3）尽管在某特定环境下市场群体通过学习实践，羊群和处置行为同时消失了，但是其他行为“异象”，例如贪婪与恐慌，在决策中却表现的十分显著。特别地，收益率强化和惩罚过程，其中包含各种内外因素，导致过度交易量。累计交易量概率的行为诠释为计量行为金融学提供了关键性的纽带作用和数学金融的新方法。

本文在最一般的多维跳跃扩散过程假设下，推导出Delta对冲组合盈亏（即期权复制误差）所遵循的随机过程，它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包含了跳跃风险以及跳跃风险的风险溢酬。在此理论基础上，我们通过美国SPX期权数据对理论推导的结论进行分样本实证，实证结果证明了我们理论推导的合理性。并且，在考虑了模型风险、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等以往学者未曾考虑到的控制变量后，结果仍然稳健。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迚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迚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丌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迚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迚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丌对称性。

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

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即使是专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基金经理人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投资 行为，最常被讨论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及较快卖出赢家股票的现象。然而，这些研究皆 着重讨论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是否理性，忽略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可能也存在一样 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人认为目前持有的输家股票未来可能会比赢家股票表现更好，他 们所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只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甚至会进一步持续『买进』输家股票。 因此我们推论，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可能是出自于理性：基金经理人拥有私人 信息，理性地相信这些输家股票未来会上涨；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也可能是出 自于非理性，即受到强化承诺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的影响。 所谓强化承诺系指管理当局面对一个已经遭逢损失的投资项目时，不但不会撤出资金， 反而会持续投注人力、时间以及金钱等资源。本文运用强化承诺的概念分析基金经理人 的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有强化承诺的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如何影响基 金绩效。过去学术文献多集中在于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本文的研究可补足这方面的 文献缺口。 本文参考 Odean (1998) 以及Odean, Strahilevitz and Baber (2004) 衡量处分效果的方法， 衡量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藉以分析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对基金绩效的影 响。本文并进一步将基金整体净值绩效区分为股票资产绩效、非股票资产绩效。我们以 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 (DGTW, 1997) 的方法衡量基金股票资产绩效。采 用此方法的理由有三，第一，可以检验共同基金的择股能力、择时能力及经理人持股的 平均风格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第二，DGTW 检验基金绩效是根据基金持股变动量，本 研究是根据共同基金的持股变动量来计算的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两者衡量的基 础一致。第三，DGTW 的方法衡量基金经理人的能力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 干扰。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一，有强化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的整体净值绩效低于没有强化 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二、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的择股与择时能力虽然较差，但是股 票资产绩效反而较佳，这是因为经理人持股平均风格对绩效有较大且正面的影响。三、 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使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较无效率；没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虽然 在股票资产的部份绩效较差，但是由于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上较有效率，因此有较高的 基金净值绩效。

本文建立了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提出了两个新的度量变量，即表示分析家关于公司会计收益的理性预期的修正变量δPepst/Pt-1 以及市场情绪变量URM，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多变量回归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总风险与系统风险不能解释股票非预期收益，和Chambers和Freeman(2005)的结论相反，与非预期收益有关的总风险与系统风险也不能解释股票非预期收益。（2）、当期非预期会计收益期初价格比epst/Pt-1 、表示公司会计收益的理性预期的修正变量δPepst/Pt-1 1. 引言 以及市场情绪变量URM构成的三因素定价模型可以完全解释股票的非预期收益。

本文利用2009年至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中小板块和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司相关数据，通过一个自然实验过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IPO超额申购分配制度变化对IPO发行抑价的影响，并评估了相应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取消超额申购平均配售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提升中小板IPO发行定价效率，而对创业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影响创业板IPO发行抑价的仍然是二级市场上的非理性因素。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进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进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进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性。

本文通过研究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说明理性的基金管理者如何利用基金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来扩大基金规模以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理论上基金公司应该避免分红来防止规模降低，然而实践上从2006年起基金公司却相继进行了大比例分红。本文提出三种可检验的假说解释这一现象：“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和“有限关注”理论。本文发现基金进行大比例分红后，基金净资金流入取得了两倍以上的增长，基金营销费用大幅增加，大比例分红还缓解了基金投资者的“赎回异象”，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是一种营销策略。本文证据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不适用解释股票分红的“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而是支持“有限关注”理论，这对于今后基金以及股票分红的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本文的研究对于由市场参与者理性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管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