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特有的“59 岁现象”，本文以非生产性支出为视角，研究了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的侵占行为。研究发现，就全样本而言，本文未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退休前存在显著的侵占行为；分样本研究表明：（1）超额薪酬高低并非影响侵占动机的重要因素；（2）当经理人来自上市公司内部，或者薪酬契约缺乏弹性、股权激励强度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更强；（3）以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契约的不同维度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二维分组，结果表明，当市场约束或激励机制存在双重不足时，面临退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侵占动机最强。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经理人激励的相关文献；同时，对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和薪酬制度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的学术贡献是建立了企业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比较了民主与集权两种治理 结构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并指出有关治理结构的选择问题依赖于公司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 阶段。在创业阶段集权的治理结构更有效率，但要求兼作经理人的创业者有充足的自有资金。 若资金不足，经理人将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作为经理人控制权寻租行为和小股东控制权损 失的补偿；要求其商业能力要显著高于经理人市场的平均水平，即经理人“创业点子”的预期 回报率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故经理人能力同自有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本文最后 应用指数化期权定价方法给出了小股东控制权损失的定价公式，结果表明，经理人市场平均 商业能力提高越快，控制权损失越大。

本文选用2002-2008年可获得基金经理人特征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基金经理人的特征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经理人的任期和基金经理学历与基金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区分基金类型研究后发现，影响基金经理人特征的差异是由于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不同类型构成，而两种类型基金在业绩方面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为基金经理人的选择和基金投资人识别基金业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同时，本文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基金公司的投资行为，为基金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基金经理人市场的完善提供相关建议。

本文区分公司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民营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公司相比有什么异同？两类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有什么异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后我们发现： 第一，对两类样本公司比较分析发现：从绩效变量看，民营公司有更强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其核心竞争力优于国有公司，两者ROE并无显著差别；从股权结构看，国有公司有更高的股权集中度和更低的流通股比例；从治理结构看，民营公司董事会规模却显著小于国家控股公司，表明民营公司有着更高的治理效率和经营能力。两类公司同样面临业绩逐年下滑的问题。第二，随着证监会的监管措施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正逐步健全，如独立董事制的引进，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强化建设，形式上与现代股份公司相接轨。尽管如此，回归分析表明，治理结构的各个代理变量对两类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只有经理人年薪对两类公司绩效起到了显著的正面作用；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两职设置情况与公司绩效无明显关系；董事长、总经理持股比例与民营公司绩效不显著相关，与国有公司绩效呈负相关；独立董事引进不但没有如预料那样提高公司绩效，反而在两类公司中都有显著的负面作用。第三，股权结构对两类公司的影响是不一致的。民营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不显著的U形关系，前五大公司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正面的影响，可能意味着机构股东在民营公司中能起到促进绩效的作用；国有公司业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形关系，而前五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不再显著。区分了所有权后，国家股，法人股比例对公司的绩效无明显影响。第四，负债对公司绩效是不利的，这与国外高财务杠杆能带来更好的绩效不一致，我们认为这与我国公司的负债约束仍然不硬有关。公司规模与CROA相关性不强，说明规模与核心竞争力之间无必然联系。 据此，我们提出了实现股票全流通，加强法律监管及培育经理人市场，加强银行对公司治理作用等建议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最终提高公司绩效与竞争力。

以企业理论的视角，要素市场化，特别是企业家才能这一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是中国国企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而改革程序的公正又是改革本身公平与公正的前提。在未实现企业家才能的市场化，也即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之前，就大范围地推行国企MBO，不符合企业理论与要素市场化优先观点下的国企改革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