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治理已经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聚焦资本市场中的企业网络安全治理与金融风险，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分析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指标，实证研究揭示了网络安全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安全治理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在更换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和《网络安全法》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网络安全治理降低了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公司成长性较好、有形资产比例较低的公司更有可能重视网络安全治理。本文结论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企业网络安全治理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建议参考。

探究法律制度变化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民法典》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减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通过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市场化进程较快、政府关系程度较强的地区，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相对更大。因此，法律制定者在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时，应当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化措施，从而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本文以2005-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治理结构、信息透明度以及企业风险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法律环境影响企业股票崩盘风险的潜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且该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同时在国企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企业崩盘风险。法律环境改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从“法与金融”的视角丰富了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关系的研究。

文章以 2003-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及其 比例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和中间机制。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会加剧该公司未 来股价崩盘风险;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 步研究表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在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 用，而信息不对称并未发挥中介作用。文章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 素的研究，而且对于深入理解社保基金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机制、防范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提升社保基金投资业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究法律制度变化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民法 典》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 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减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股 价崩盘风险。进一步通过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市场 化进程较快、政府关系程度较强的地区，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相 对更大。因此，法律制定者在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时，应当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化措 施，从而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股价崩盘风险与公司银行贷款和现金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公司所能获得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小、成本越高；与此同时，股价崩盘风险高的公司会选择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相应的，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也更高，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股价崩盘风险与公司现金持有、现金持有边际价值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外部资金依赖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研究表明，股价崩盘作为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公司隐藏负面信息的极端后果，银行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并在信贷决策上进行调整，而公司在外部融资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会更加依赖内部融资，基于现金的预防性动机，选择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本文不仅从融资决策的角度探讨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经济后果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同样拓展并丰富了银行信贷机制和公司流动性管理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