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

本文比较研究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颁布前后，限售 股份交易制度对股票收益及其波动性的影响差异，并重点分析了基于大宗交易平台的机构 “二传交易”②行为是否有助于降低限售股份交易对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冲击。基于事件研究 法分析结果显示，以《指导意见》为主旨的机构“二传交易”行为并未有效减缓限售股交易 对二级市场股票股价波动性的冲击。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在公司控股股东、管理者出售， 拥有交易所席位且交易活跃的机构投资者“接盘”的条件下，大宗交易平台的限售股份的“二 传交易”对股票价格波动性冲击更大。

本文比较研究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颁布前后，限售 股份交易制度对股票收益及其波动性的影响差异，并重点分析了基于大宗交易平台的机构 “二传交易”③行为是否有助于降低限售股份交易对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冲击。基于事件研究 法分析结果显示，以《指导意见》为主旨的机构“二传交易”行为并未有效减缓限售股交易 对二级市场股票股价波动性的冲击。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在公司控股股东、管理者出售， 拥有交易所席位且交易活跃的机构投资者“接盘”的条件下，大宗交易平台的限售股份的“二 传交易”对股票价格波动性冲击更大。

本文对上海股票市场的买卖价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海股市的买卖价差总体上高于纽约、香港等成熟市场，在交易日内呈现“L形”的变化趋势，并且受到股价波动性、绝对股价水平以及买卖委托数量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综合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分组比较法，检验了涨跌幅限制在中国股市的运行绩效。结果发现，涨跌幅限制会引发波动性溢出效应、价格发现延迟效应以及流动性干扰效应。因而本文得出结论：涨跌幅限制并没有降低股价波动性和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行为，相反却阻碍了均衡价格的实现过程和投资者的正常交易活动。随着市场的规范和成熟度不断提高，我国股市应逐渐放宽涨跌幅限制。

本文以我国深沪股市的大盘指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历效应”对交易量与股价波动性关系的特殊影响，并且分别考虑将原始交易量、包含自相关性的交易量、以及进行“好消息”与“坏消息”划分后的交易量引入到GARCH模型以及非对称性GARCH模型中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原始交易量对股票指数的股价波动性开始具备了一定的解释效应，但是考虑了自相关性后交易量却无法有效解释股价波动的GARCH效应；股价的日历效应对于上海市场中交易量对股价波动性的解释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好消息”与“坏消息”的划分后的交易量可以对非对称性的股价波动性进行较为良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