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利用一分钟间隔的交易数据，结合 VECM 模型和 BEKKGARCH 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的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冲击是否改变了离在岸汇率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空事件还是利好事件，事件前后离在岸汇率之间始终存在协整关系，且离岸汇率占据主导地位，当二者出现偏离时多数情况下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靠拢，且离岸汇率始终是在岸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事件冲击显著增大了离岸汇率对来自在岸汇率的脉冲响应程度。当中美爆发贸易冲突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时，离在岸汇率的波动率会显著增强，此时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变得更加显著，事件冲击增强了在岸汇率向离岸市场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利空消息与利好消息产生的上述影响并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别。

本文基于城投债和地方债的发行和交易数据构建了各省地方债务风险综合指标，发 现各省风险有共同的趋势，存在风险联动现象。为了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省际风 险传导机制，本文运用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来识别风险传 导途径和重点风险地区。实证发现本文设定的风险关联关系矩阵是地方债务风险传 导的重要途径，可以很好的解释地方债务风险的共同趋势。进一步地，我们通过广 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衡量了各省的风险传导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 现吉林省风险正向冲击对其他省份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从地方财 政收入构成角度考察了影响地方债务风险传导性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为防控和 治理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基于城投债和地方债的发行和交易数据构建了各省地方债务风险综合指标，发现各省风险有共同的趋势，存在风险联动现象。为了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省际风险传导机制，本文运用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来识别风险传导途径和重点风险地区。 实证发现本文设定的风险关联关系矩阵是地方债务风险传导的重要途径， 可以很好的解释地方债务风险的共同趋势。进一步地，我们通过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衡量了各省的风险传导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吉林省风险正向冲击对其他省份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 本文还从地方财政收入构成角度考察了影响地方债务风险传导性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为防控和治理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行以来，进口人民币结算额远大于出口人民币结算额。本文就这一问题分 析了人民币结算的福利情况及现有研究进展，并利用 VAR 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 响因素。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中美利差扩大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将导致人民币结算额上升，中美通货膨胀率 差扩大和我国占全球贸易份额上升将导致人民币结算额下降，加工贸易使人民币结算额先上升后下降，金 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不确定。方差分解表明，中美利差对人民币结算额变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几个因素，其 余依次为中美通货膨胀率差、人民币汇率预期、加工贸易、我国占全球贸易份额和金融市场发展，这表明 套汇套利是人民币结算的主要影响因素。

信用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居主导地位，但其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扩张性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目前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难以控制或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 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证实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有 关。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发展的不对称导致信贷配给和局部信贷萎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 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因此，增加有效信用供给，发展非国有金融部门和非国有中小银行是提高我国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本文基于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定义式，推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调整机制，并以维持贸易总额稳定为政策目标，建立了一个通用的理论模型来说明最优货币权重的选择。此外，我们采用VAR模型、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受其它非美货币影响较小，显示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具有首要地位。其后，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得到人民币和各贸易伙伴兑美元的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反应了一篮子货币的调整机制。最后，我们还采用相关分析和MGARCH-DCC模型，对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首要地位作了相应的补充验证。

内 容 摘 要 基准利率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中国的基准利率尚处在培育和发展阶段。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货币市场基础性和货币政策权威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货币市场压力模拟，对SHIBOR的基准利率地位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SHIBOR经过4年多的运行，具备了基准利率的主要特征，SHIBOR作为中国的基准利率更具科学性。基于上述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把SHIBOR培育为基准利率的建议。 ABSTRACT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is on a core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while China’s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is still i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stage. According to conclusions of former research, this article which is focused on base of monetary market and authority of monetary policy, through the ADF test,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monetary market pressure, tests SHIBOR’s position of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more than four years’ operation, SHIBOR obtain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and becomes more reasonable to b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to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SHIBOR.

本文首先通过经济理论分析然后利用1996年1月到2010年4月的数据，运用MSIH(2) -VAR(4)模型和基于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发现利用非线性模型是合理的，在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效果在时间、方向和程度上表现不同，并且对于上证A股和深证A股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货币供应量，在股市低迷期，它的变化会立即正向影响到股票价格，但在股市膨胀期，则滞后1个月后才会正向影响股票价格；对于银行信贷，在股市低迷期，它的提高会降低股票价格，而在股市膨胀期，它的提高才会提高股票价格；对于利率，在两个区制下，它的提高都会使股价下跌，并且在滞后1个月才会表现出来，但是相比较而言，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在股市膨胀期下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