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了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 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较轻。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8-2010 年的样本数据， 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拥有越多自由现 金流量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高；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公司， 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发现拓展了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 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如何影响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乃至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本文通过2004—2007年的1173件现金股息宣告事件对自由现金流假说进行了验证。我们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背景下，股价对大的股息变动公告的反应不支持自由现金流假说。对于股息增加和降低，高q公司和低q公司的平均积累异常收益显著异于0。在控制了股息变动、股利收益和公司规模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股息公告后的资本支出进行考察，发现股息增加的公司并未减少其未来投资金额，即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息政策无法达到限制过度投资的目的。

本文以2005年以后我国证券市场的公开市场流通股股份回购为研究对象，着重于动机研究。我们发现存在两种类别公司。一类公司的宣告动因即真实动因，回购公告中的信息含量符合价值低估假说、财务灵活性假说和自由现金流假说等。另一类公司的回购宣告动因不全面，存在隐藏动因，甚至宣告动因本身并不真实。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因的差异化，我们进而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文以2005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检验分析了金字塔内部结构特征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中都普遍存在自由现金流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2）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链条数和总体复杂度都显著助长了民营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但金字塔的这些结构特征变量并不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3）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股权分置改革对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管理者可能会：或超额在职消费、或过度投资、或闲置。因管理者为己谋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股东财富的损失，就是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根据美国财务学家Jensen的思想，参考现有研究，本文设计了自由现金流量的度量方法，利用我国775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闲置资金、过度投资和随意性支出都显著地与自由现金流量正相关。自由现金流量越多，就意味着代理成本越高，自由现金流量可以作为代理成本的表征变量，自由现金流量必须予以控制。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来研究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是当前公司财务学的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根据Almeida et al(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从资产规模、股利支付和控制权性质三个融资约束分组标准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结论表明，融资受约束和不受约束的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显著为正，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别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非常的正显著，都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不够完善，大多数公司仍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可能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滥用“自由现金流”的现象。因此本文的结论不能有效的支持融资约束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这一假说，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不能有效区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公司，其作为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假说并不合适。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非线性操控应计额估计模型计量的“应计质量”度量财务报告质量，以Richardson（2006）模型来计量投资效率，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而检验会计信息是否发挥了定价和治理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融资约束和自由现金流量因素，财务报告能缓解投资不足和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当公司面临的现金过剩程度越严重，财务报告更能发挥治理功能；但是，当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财务报告未能发挥定价功能。

盈余成分的分解及其不同持续性的研究是盈余持续性研究的重要方向，对证券市场基本面分析和证券定价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盈余分解思路沿袭Sloan（1996）基于现金流和应计项的分解，主要集中于对应计项的进一步分解和定价，而现金流的分解却较少文献关注。本文尝试从计量观以及区分来源和应用角度进一步分解现金流成分，发现盈利中自由现金流的持续性明显高于资产增值，而自由现金流中现金余额的变动和分配给债权人的现金部分持续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