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股票市场中的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用最大交易量权重价格表示价格参照点或均衡点。我们假设日内股价由于动量效应不断地偏离该价格均衡点，又由于反转效应重新返回，并且交易量权重在价格区间的分布服从一组解析的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模型。通过量化动量交易、反转交易和相互作用交易，我们构建了价量概率波二阶微分方程，得到了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的数学模型，并且用相互一致性偏好来解释该动态均衡的形成机制。利用我国 A 股市场每笔交易的高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包含了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和反射理论的主要内容，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例如可以建立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动态均衡风险模型及其风险管理。

本文以2006－2010年在沪深两市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在全流通背景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投资者异质信念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向机构投资者增发新股；投资者异质信念与定向增发规模负相关；当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时，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大股东越有动机利用资产认购新增股份。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行为金融理论在企业融资特别是增发融资方面的研究视野。

可转换债券现有研究模型多建立在投资者理性范式之下，较少考虑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影响，易造成可转换债券定价偏差，市场上所存在的众多异象如推迟（或者提前）赎回至今也未能获得良好的解释。本文尝试将行为金融理论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之中，采用投资者的后悔厌恶来表征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构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重点探讨了异质信念对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影响。理论模型及数值实验结果均表明可转换债券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情绪是可转换债券推迟（或者提前）赎回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金融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行为通常会发生偏差。在股市高涨时，分析师随波逐流，常常发表过度乐观的预测；而当泡沫消退时，分析师则会掉头转向，发布与之前形成强烈反差的盈余预期或股票推荐。对于这种分析师基于市场状态而发布忽高忽低预测的“变脸行为”，传统的理论观点无法做出完整清晰的解释。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中日渐兴起的迎合理论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声誉博弈分析的方式建立分析师迎合行为模型。该理论模型表明：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析师会迎合投资者的先验信念而故意发布有偏的信息。本文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和投票推荐行为展开了实证研究，为声誉博弈模型的理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信息对普通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日益明显。根据行为金融理论，有限理性的投资者仅能关注有限个数的股票，由此对股票的网络关注度会驱动投资者基于注意力的购买行为。本文采用和讯网的个股关注度数据，利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网络关注度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当日高关注度的股票会带来当日及其次日的高换手率和高成交量。然而，关注度对收益率的影响存在反转性，关注度对当日收益率有正向的影响，对次日收益率却产生了负向影响。此外，本文还检验了新股的关注度效应，发现上市首日及前日的关注度对股票收益率、市盈率和换手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实证结论为我国股市存在基于注意力的购买行为提供了依据，并表明机构投资者和庄家有可能通过网络媒体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利用投资者的行为偏差获取收益。

现代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表明，现状偏好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的基金市场等资本投资领域，现状偏好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本文以中国基金市场过去现金流入的增长对当前先进输入的增长的影响来衡量现状偏好，并选择2001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状偏好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基金市场不存在现状偏好现象。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发现，现状偏好现象的不存在并不是由于中国基金市场具有效率造成的，相反，市场投机氛围浓厚是基金市场现状偏好不存在的重要可能原因。

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基金业的迅猛增长，随着基金数量的增多，作为管理基金的基金经理们的作用和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行为势必会影响到基金的业绩，如何综合评价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基金经理投资行为文献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行为度”的概念，并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和突变评价法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投资绩效、择股时机选择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个人行为模式和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行为偏离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传统的权证定价方法假定标的证券收益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但现实世界中标的证券收益率却具有尖峰后尾分布，波动率的聚集性，证券市场的“杠杆作用”等特征，因而传统方法的定价结果可能和实际结果偏差较大。为此，本文以随机波动率代替了历史波动率的假设，来消除金融时间序列的这种异方差性的影响。本文运用GARCH模型族中的三种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EGARCH,?TARCH）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并对权证进行定价。本文还分别就历史与随机波动率的差别、对称型与非对称型GARCH模型的差别，以及理论与实际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得出这种差别的来源除了理论模型的不合理，市场交易制度的不完善等，更重要的是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特征，而投机性的内在原因则一是我国股市资本结构的问题——即缺乏大量具有高风险承受力的资金；二是在于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即延伸到了行为金融理论。

本文从简单技术规则视角运用新兴的计算实验金融方法研究了收益的时间序列可预测性。在构建仿真模型并进行多组实验后，研究发现技术规则通常能够收获超额收益。该现象表明收益时间序列存在可被简单技术规则侦测的部分。在分析潜在的因素后，研究认为投资者非理性心理及行为是造成收益可预测性的原因。该结论支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相关假说。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市场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假设，采用买入过去赢家卖出过去输家的投资组合，对中国股市的动量投资策略和逆向投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而且，将Lo和Mackinlay（1990）单期收益分解拓展到多期，对组合收益进行分解。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