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财务困境企业有助于恢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进而保持金融和社会稳定。但区别于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所开展的顺周期投资，困境企业救助属于逆周期投资，具有更高的行为风险和经营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困境企业救助专业性机构，如何开展投资前的救助对象筛选与投资后的风险控制，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18家财务困境企业救助的多案例编码研究及典型交易模式分析，构建了财务困境救助的投前企业筛选与投后风险分配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投前企业筛选主要识别抵偿价值、经营恢复价值和重组价值，投后风险控制关注行为风险抑制和经营风险分配。本文研究成果对逆周期投资价值识别、风险识别与控制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社会机构参与困境企业救助有实践意义。

本文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层面研究企业微观特征对于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股票回报率和财务业绩两方面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发现：就金融危机冲击而言，行业特征、公司偿债能力，尤其是短期偿债能力，对于公司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危机前扩张速度快、估值水平高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冲击中表现更加脆弱。与已有的针对其它国家研究结论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在危机中的表现有显著影响的证据。就政策效果而言，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纾缓公司流动性困难和财务困境的作用；四万亿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对其重点支持行业的公司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长期而言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基于Merton（1974）模型的理论分析，结合1999－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重组公告的实证分析，证实：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由于债权人和股权人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公司会在财务困境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1）财务困境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倾向于投资风险更高的项目来侵占债权人的利益；（2）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程度受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3）影响财务困境公司投资行为的资本结构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财务困境公司重组公告的市场反应。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财务困境公司，事前投资行为、资本结构、事后重组事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3-2005年只发行A股的82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实证结果支持这样的结论：（1）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掠夺的成本也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2）两权偏离度越大，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会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3）随着两权偏离度的增大，家族式终极控制股东对财务困境担心的壕沟效应会促使公司延长债务期限，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而差的公司治理使得债权人仅愿意为政府终极控制的公司提供更多的短期债务。

本文在D-M框架下建立了一个高等学校预算软约束模型并分析了其中的因果逻辑。本文认为，导致目前我国高校集体性财务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预算软约束问题。根据本文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硬化高校预算约束的对策，这些对策涉及到高校领导人的任用与考核体系，高校规模与合并问题以及高校的贷款自主权。另外，本文的结论反驳了现在流行的高校投入不足说，以及利用高校合并解决财务困境的不合理想法。

著名的MM定理开创了研究现代财务企业融资行为和资本结构管理的先河，国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资产结构、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公司成长能力、公司业绩、财务困境成本等因素影响资本结构的选择，但是上述研究都没有考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上述影响因素的同时引入盈余管理作为资本结构的解释变量，选取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中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正相关；公司规模指数与资本结构正相关；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指数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结构负相关等结论。

本文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选取了正常经营的上市公司和ST类上市公司各35个作为样本，检验了Altman的Z信用计分模型对国内上市公司的适用性，并提出了两个改进方案。结果证明，Z信用计分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基本适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进行预测。但是，模型的准确率还有待改进，本文提出的两个改进方案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模型的准确率。本文的研究结果，对银行和债券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有参考价值。

以往企业财务预警研究，主要是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基于财务指标建立模型，以此预测企业财务状况。本研究认为，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基于财务指标的分析，虽然能够给出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但却难以给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深层次解释，特别地，对于企业财务困境早期预警具有较大局限性。本研究在基于财务指标分析基础上，引入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代理成本等因素，综合分析中国上市公司ST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比较分析基于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及综合指标的预测模型的有效性，进而，为中国上市公司避免、摆脱ST困境，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扩展Stein（1992）的模型，从控股股东角度出发考察在有控制权利益的情形下，企业对不同融资工具的选择，包括发行普通债券、可转换债券以及股票三种融资形式。控制权利益的存在使得“好”企业有内在动力发行可转换债券，Stein模型中无成本的分离均衡将不是唯一的。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是市场上各类企业的控股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相互博弈的结果，而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利益的行为会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企业融资的代理成本，加剧了市场波动和投机行为，对此有必要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