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央银行将在宏观审慎管理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一种共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发展，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多元，调控能力显得“捉襟见肘”。本文引入强制、可变的资产项准备金而架构的资产项准备金政策框架既可以重建准备金制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且该准备金政策又可以充当一种监管工具，建立一个将“资本金和准备金”相统一的广义资本充足率监管规则，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和监管当局的资本监管统一到一个框架，从而突出和强化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地位和职能。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的 SVAR 模型，采用 Narrative 方法和脉冲反应函数，在分解和识别货币政策 冲击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发现：货币供给水平政策的实施较为随意，宏观调控效果较差； 货币增长率存在盯住通胀的规则，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效应；央行的名义利率政策同时盯住通胀和实际产 出，宏观效应较好，然而对通胀表现出正负交错性效应。然后，在估计中国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货币 新凯恩斯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利率下不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现：相对于数量型货币供给规则，名义利率 货币规则能最有效的调控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且不容易引发经济波动。基于此，我们给出了中国有效货币政策规 则的设计。

信用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居主导地位，但其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扩张性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目前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难以控制或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 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证实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有 关。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发展的不对称导致信贷配给和局部信贷萎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 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因此，增加有效信用供给，发展非国有金融部门和非国有中小银行是提高我国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曾奉行私隐性原则，将货币政策长期笼罩在神秘面纱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储开始走向开放和透明，尤其是2006年主张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伯南克执掌联储，联储透明度将发生质的飞跃。联储的透明化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世界范围内中央银行制度较为集中的变化趋势之一。透明化之所以成为中央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是因为提高中央银行透明度，经济上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政治上是宪政国家的根本要求。各国应结合本国国情选择中央银行制度的最优透明度。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 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 VAR 模型分别从总量和行业层面分析了我国 1997-2008 年货币政策传导的价格效应。总量结果表明，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 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 价格之谜”现象在行业层面的反应程 度更强、持续期更长，并根据现实数据给予了合理的解释，从而进一步支持了“价格之谜”产 生的可能性。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 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流动性过剩这一经济现象的宏观表现、形成原因及对经济领域 的影响进行讨论，进而重点探讨了在流动性过剩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在此基础上，通 过相关经济变量，分析了我国现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过剩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的效率，从而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货币政策对实现货币政策四大最终目标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有必要对货币政策本身及其相关的政策体制作相应的调整。文章最后对在新的经济 环境下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率进行初步的探索。

本文构建了我国企业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货币持有行为存在明显的规模差异、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所有制差异。随着转型期企业部门内不同类型企业的结构调整，这些差异对总量的货币需求统一形成了正向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部门的结构变化是我国货币需求持续超额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人民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该充分关注不同类型企业的货币需求特征，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货币政策效应，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VAR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08年货币政策变化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对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传导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基本上能够得到实现，其中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利率政策的长期累积效应最强，而汇率政策的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文章采用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作为流动性状态的衡量指标，通过建立超额准备金的动态模型，运用动态模拟方法和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周期性波动情况和不同流动性状态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研究表明，自 1998 年以来，在外汇占款、银行业贷款以及贷款利率的综合作用下，流动性状态发生了过剩与短缺之间的周期性交替转换，并且流动性过剩状态与短缺状态相比，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会相对弱化，这也就说明，随着流动性状态的转换，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将表现出具有区制依赖的非线性特征。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验证我国金融体系在不完全市场的制约条件下，能否发挥“价值创造、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这六大基本功能，以及通过进一步检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揭示当今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表现及其症结所在。在对一系列度量指标考察的基础上，论文发现：目前影响我国金融体系健全性的两大基本要素是房地产价格和流动性，它们直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相反，利差幅度和基础货币的调控却没有显著的制约效果。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依然是目前我国改革战略中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