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解决应收账款被占用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为了降低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提升动产可质押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并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借助平台应收账款质押与融资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使用数字化系统直连后：（1）核心企业通过系统直连上传的应收账款数量和金额上升，且新接入的主要是规模小、利润率高、现金流压力大、债务负担重的中小微型供应商企业；（2）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贷款笔数与贷款金额均显著上升，且贷款利率更低；（3）供应商与核心企业财务指标均显著改善。本文结论表明建设数据中心化的统一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 DSGE 模 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 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 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 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 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 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 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 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 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基于贷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结合多元所有制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探讨政府强化竞争政策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均衡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较低，市场份额较大，但是较低贷款利率会降低国有银行的期望经营利润。强化市场竞争通过削弱两类银行的垄断定价权而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并且私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下降更明显。国有银行的参与通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来增进社会福利，特别在市场竞争不足时，社会福利水平会得到大幅提升。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

信贷自主和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银行业竞争格局逐渐形成，中国银行机构面临巨大挑战。本文 在多投入多产出系统下估计了银行 Lerner 指数值，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技术对中国银行业 1998-2010 年具代表性的 14 家银行的竞争与稳定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银行贷款市场管制的不断放松促进了价格竞争格 局的形成。（2）银行竞争对银行稳定性具有门限效应，仅在高市场力下显著，且并不否定非线性关系的存在；（3） 市场力在信用风险和银行整体风险上的影响并不必然一致。

：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居民、企业、银行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我们的模型 认为，实际利率的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居民部门的储蓄和消费、企业部门的投资、银行部门的 吸存放贷，作用于就业和产出的变化。根据我们模型的分析，实际存款利率变动对产出的影 响取决于实际储蓄存款对实际存款净利率的弹性：富有弹性则稳态利率与产出同向变动、存 款利率有效上限的取消可能使产出总体上升；缺乏弹性则稳态利率与产出反向变动，存款利 率有效上限的取消可能使产出总体下降。 实际存款利率市场化导致的产出波动可能具有滞后 性和反向性。 稳态下实际贷款利率变动会改变资本相对劳动的价格、资本劳动之比和单位资 本产出。贷款利率有效下限的取消可能会使产出上升，实际贷款利率市场化影响产出的强度 可能与稳态贷款规模间接反向相关，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的。

本文运用全国37 个大中城市自2005 年1 季度至2009 年4 季度的动态面板 数据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理论模型得出的关于杠杆率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同时，文章将 37 个城市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给予实证，结果得到房贷政策调控 至今效果不佳，及其在三个区域的效果可能不同的主要原因，即杠杆率在房地产价格决定 和波动中的影响及表现形式存在不同。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房贷政策调控对一线城市的房 价影响最深，但是房价的表现并非单边的；对二线城市房价的单边影响最大，提高首付比 例和贷款利率都将导致二线城市的房价有所下调；对三线城市的房价影响最小，该区域的 房价上涨更多地是由不断升高的土地交易价格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