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信用评级旨在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债券违约风险信息，但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虚高问题备受媒体和学界质疑。然而，评级较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评级质量较差。本文将债券信用评级拆分为公开信息和私有信息两个部分，重点考察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整债券评级是否会影响债券信用利差，以探究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是否真的具备专业能力。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调低）评级能显著降低（抬高）债券信用利差，且以发行人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发行人和评级机构之间的旅行距离作为信用评级机构获取私有信息的工具变量时，该结论也依然成立。而且，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评级的行为并未导致未来年度评级调低。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存在刚性兑付预期的债券，如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下降，而当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预期被打破后，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提升。此外，中债资信这一“投资人付费”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不具有更强的私有信息挖掘能力，但其进入评级市场后，“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掌握的私有信息作用会显著上升。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债券信用评级调整会引起债券价格显著变化，进一步证实我国债券信用评级中的确包含了有效的私有信息。

随着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增大，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应对资产泡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讨论了金融风险增大情况下，资产泡沫的成因及其宏观效应。我们从理论上证明，资产泡沫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流动性短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摩擦引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将刚性兑付引入基准模型后，我们发现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刚性兑付会导致流动性充裕的投资者过度投机而引起所谓的“刚性泡沫”，泡沫资产的需求和价格与刚性兑付力度呈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刚性泡沫”在改善流动性短缺的同时，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行为面临取舍，并且最优救助力度随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大而降低。尤其是当金融系统风险足够大时，最优救助力度可能为负，即，最优政策干预应该打压资产泡沫的交易。以上分析表明，在高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市场的救助政策需谨慎执行。

数字金融迅速发展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物质资本理论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本文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孩子的学习成绩。 通过分析数字金融对孩子成绩的影响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父母的就业，增加了父母工作时间， 引起家庭“社会资本”降低，使得父母陪伴和监督孩子的时间减少， 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祖父母的陪伴、 参加课外辅导班及住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对孩子陪伴时间的减少，缓解数字金融发展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负向影响。 数字金融虽能提升家庭的“物质资本”，但并没有通过显著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而提升孩子成绩。 本文结论对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

近些年，比特币价格持续增长，伴随 2021年马斯克公开高调入场，其市值更是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路赶超腾讯、特斯拉、Facebook、阿里巴巴等著名企业，截至2021 年 2 月 20 日，比特币位居全球市值第六名，本文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纳为同原油、黄金、小金属并列的稀缺资源，并与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常规市场相对比，探究加密货币在“后疫情时代”下的资产配置价值。文章首先区分加密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区别，探究比特币不会归零并将持续存在的原因，再通过对加密货币与资本市场资产配置中的收益率对比与期望方差的考究，探索其资产配置的可行性，并探究其负面效应与风险控制。探究其在合法范围内对国内金融行业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内金融市场是否可以把握加密货币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合法的独特长处与一定程度的稀缺属性，同时加大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科研力度，完善监管体系，让加密货币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业资产配置收益增长的新动力。

为研究货币政策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条件变量的条件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改进的模型能够显著提高CCAPM模型对市场整体收益和截面收益差异的解释能力，以M1增速为条件变量效果最好。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主观贴现因子和相对风险厌恶影响市场收益，体现出消费因子风险暴露的时变性，引起各股票组合收益变化；低市值和低账面市值比组合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敏感性更高。

准确度量货币政策是研究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也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制定和与市场沟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部分法定准备金率制度下现代信用货币派生和调控机制 构建 “潜在货币上限”和 “超额货币增速 ”两个指标系统度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程度的感受。我们发现 “潜在货币上限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指标 其对从量的货币中介指标如社融增速和M2增速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而 “超额货币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 宽松幅度指标，其对银行间市场价格类货币中介指标 如 3个 月Shibor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具有显著引领作用。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潜在货币上限 ”和 “超额货币增速 ”对于主要货币中介指标都有明显优于其它常用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 使用这两个指标为经常困扰资本市场的“央行阔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并借助VAR分析深入探讨了货币政策对于信用扩张和市场利率的动态效应。本文为货币当局进行政策 制定和与市场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

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本文利用破产概率对承保巨灾风险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分析。选取我国大陆1995~2017年 地震损失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 POT 模型拟合巨灾损失分布，有效提高了巨灾损失估计的精确度。利用 更新风险模型刻画保险公司盈余过程，得到保险公司破产概率的解析解，弥补了经典风险模型不足。研究还 进一步分析了投保率、初始资本等因素的变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 建设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