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检验了美国期货市场WTI原油、S&P500指数和10年期国债品种的日内、日间价格波动与日内交易量、隔日交易量之间的关系，发现预期的日内和隔日交易量都有平抑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非预期的隔日交易量与期货价格波动之间有正相关关系，非预期的日内交易量对价格波动的影响不显著。从信息对称性的角度分析，预期的交易量中含有更多信息，能抑制期货价格的偏离；非预期的交易量主要由信息反馈者提供，他们往往对期货价格的变动做出过度反应，从而加剧价格波动。

证券分析师是市场解读信息的重要力量。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分析师意见存在系统性的偏差。鉴于此，探讨分析师意见偏差背后的行为动机，剖析分析师意见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迎合理论，构建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的理性博弈模型，证明了在投资者具有信息劣势的博弈中，分析师的迎合动机会放大噪音对其购买意见以及均衡价格的影响。理性投资者并未能消除分析师迎合动机造成的股价噪音，从而从分析师角度，为股价对噪音的过度反应找到了一种理性的微观机制。

行为金融学认为股市中由于存在着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从而使得动量策 略与反转策略有效。本文研究了深沪两市2001 至2009年的股票，实证结果显示， 在赢者动量投资组合中存在明显的行业动量现象，而在输者组合中该现象则不明 显；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赢者动量投资组合能取得优于大盘指数的业绩； 同时，两市中反转策略仅存在于某些输者组合中，且不明显。

本文结合中国刚刚经历的牛市和熊市研究了中国封闭式基金市场价格过度波动与投资者情绪过度反应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封闭式基金在牛市和熊市期间都存在过度波动现象，而且熊市期间的波动幅度要大于牛市期间的波动幅度；（2）基金份额净值收益对基金市场价格收益并没有波动溢出效应，反而，在牛市期间存在基金市场价格收益对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的波动溢出效应；（3）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与基金市场价格收益存在波动溢出效应；（4）投资者情绪和基金市场价格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均存在过度反应和过度波动，但投资者情绪的过度反应与基金市场价格过度波动的关系在牛市和熊市期间是不一样的。

本文以2005-2006年中国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为样本，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所存在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分析师总体上对盈余存在乐观预测，第二，随着盈余预测分析师数目的增多和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减少，盈余预测准确率能有效提高。第三，分析师对某些行业版块上的预测存在着反应不足或过度反应的现象。

本文以2000至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为研究切入点，考察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及其对股票收益的时间可预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相对理性，而个体投资者更为强烈的反应过度将整个市场推向过度反应的非理性状态；在中长期内，个人投资者逐渐走向理性，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对新信息存在一个反馈调整的渐近过程，在其主导下，市场整体表现出反应不足。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市场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假设，采用买入过去赢家卖出过去输家的投资组合，对中国股市的动量投资策略和逆向投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而且，将Lo和Mackinlay（1990）单期收益分解拓展到多期，对组合收益进行分解。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将Conrad和Kaul(1998)所提出的股价异常回报分解模型进行扩展，从而能够按照时间序列可预测性与横截面方差两部分对我国股市各种策略下的异常收益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股市存在明显的反转收益，而且分解之后，即使整体收益不显著的策略也呈现了显著的可预测性。然后再利用Jegadeesh和Titman(2001)所提出的“后持有期”检验对实证结果进一步考察，以判断股市究竟是过度反应，反应不足还是随机游走。检验结果支持过度反应假说。笔者认为，信息传递机制不完善和投资者心态不成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本文综合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分组比较法，检验了涨跌幅限制在中国股市的运行绩效。结果发现，涨跌幅限制会引发波动性溢出效应、价格发现延迟效应以及流动性干扰效应。因而本文得出结论：涨跌幅限制并没有降低股价波动性和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行为，相反却阻碍了均衡价格的实现过程和投资者的正常交易活动。随着市场的规范和成熟度不断提高，我国股市应逐渐放宽涨跌幅限制。

本文将Conrad和Kaul(1998)的股价异常回报分解模型进行扩展，从而能够将各种投资策略的异常回报按照时间序列可预测性与横截面方差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股市存在明显的时间序列可预测性，且分解之后，即使整体收益不显著的策略也呈现了显著的可预测性。然后再利用Jegadeesh和Titman(2001)所提出的“后持有期”检验对结果进一步考察，以判断股市究竟是过度反应，反应不足还是随机游走。检验结果支持过度反应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