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究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在中短期内提振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规模状态是影响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定义为融资方式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准备金规模状态划分为稀缺准备金和充足准备金状态，并依据超额准备金数量相对流动性需求的充足程度对准备金规模状态进行了严格定义。依托包含银行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互动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解析和定量地研究了不同准备金规模状态下各类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效果，并以理论模型蕴含的检验标准为依据，分析和预测了我国当前准备金规模状态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稀缺准备金状态下依赖准备金数量工具和充足准备金状态下依赖超额准备金利率工具配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能够提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我国银行体系当前处于稀缺准备金状态，但正在逐步向充足准备金状态靠近。现阶段政策当局可以考虑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数据，结合2022年11月的理财产品大规模破净现象，研究了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对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也显著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如固定收益类、中低风险和开放式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传染或风险溢出效应并非破净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理财子公司作为银行网络的外围节点，能够有效分散银行风险，而理财产品的全面净值化能够快速识别、度量和释放底层资产风险，从而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加强理财产品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为什么陷入财务危机？以外部政策环境冲击和内部高管过度自信为代表的危机成因已被揭示，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机构的重大影响被忽视。本文基于一家未受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内部财务管理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典型案例，探究以银行主导、多金融主体联动的中国金融体系在企业财务危机过程中的活动和影响。本文打破了已有研究暗含的金融机构无信贷决策风险的假设，研究发现：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体系的危机助长机制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外因；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助力企业加速扩张、恶化企业危机程度、加速企业危机过程三种机制加剧、加速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危机助长机制的有效治理措施是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尤其是对不同还款能力企业的差别化风险评估技术，这是深化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文使用2007-2017年间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渠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结论均显示，影子银行会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越大，银行在当期和下两期都会对系统性风险有着更大的暴露。在风险传导机制上，影子银行通过银行个体风险承担、银行间关联度以及风险的放大机制等三大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当银行个体风险越高，银行间关联度越低，以及对负向冲击暴露越大时，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更显著。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日本在2001年3月引入了“量化宽松”政策，为了达到政策目标，日本银行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日本银行所使用的具体操作方式，发现日本银行不仅对国债和抵押资产证券进行操作，而且将买入汇票和外汇干预都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然后，通过将日本银行的操作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对比，本文发现，虽然在操作中介目标、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个央行都将流动性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在银行体系内，没有明显增加流通中的现金，致使货币创造能力下降。最后从两国金融体系、贸易部门重要性和货币的国际地位等角度分析了两国操作方式差异的原因。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利率双轨制之下：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关键。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的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与价格工具并存的特点，也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于发达国家。本文通过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利率双轨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目标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传导至市场利率，并和信贷总规模一起实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该理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需要由数量管制来纠正。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利率对基准存款利率调整最敏感，其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在利率双轨制下效果则不太显著。

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BIS）面向全球公布了关于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的一揽子政策建议草案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由《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banking sector）》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两份文件共同组成，是对以往国际银行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征求意见未强调此轮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即：现有制度未能有效维护金融市场竞争，同时，更未能体现以制度破除金融市场垄断的国际趋势。为此，尤有必要从金融竞争制度视角对意见稿进行完善。

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防范金融 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利用2004 至2008 年公开披露的年报数据，以关联贷款为切入点，对金融法治环境、股权制衡与银行关联贷款 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银行中制衡的股权结构会减少关联贷款比 例，而在金融法治环境好的地区这种效果会减弱；与金融法治环境差的地区相比，金融法治 环境好的地区的关联贷款会显著地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其中贷给与第一大股东不同所有权性 质股东的那部分关联贷款效果更明显。这说明关联贷款本身是中性的，银行所在制度环境和 自身治理结构将共同决定关联贷款对银行风险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文章从我国当前银行体系制度约束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下，我国银行个体特征决定贷款行为差异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以资产主导型的盈利模式，较为宽松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完善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制度的约束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高，可能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并且贷款下降幅度较大。反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低，就会面临较低的外部融资成本，而贷款下降幅度较小。这也就意味着，由银行个体特征所引致的贷款行为差异性，有可能会弱化货币当局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紧缩性政策意图的力度。